梁文道：怎样让中国人高兴

怎样让一个不高兴的中国人高兴呢？也许就是对他多说“中国”这两个字。

我常常看见一些企业老总在访谈里夸夸其谈，声称要做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中国式的企业文化”、“中国人的商品”云云。然而这种带有“中国”二字的句式还可以无限创造下去，应用在一切商品之上，例如，“中国人喝的牛奶”、“中国人穿的服装”、“中国人开的汽车”……文化艺术也未能免俗，于是有“中国式的摇滚”、“中国风的电影”……当然，学术也必须有“中国”模式，比方说“中国式的心理学”。

当然，这里头还是有点道理的。例如学术研究，尤其社会科学，特别要注意理论和模式的适用性问题。依据新教国家经验发展出来的社会理论，不一定能够拿来套在当下中国的现实之上。所以学者虽然尽可以参考国外各种研究成果，但切忌生搬硬套；他们必须仔细探讨本土的历史条件、社会脉络以及传统中的诸种元素，然后考察异地理论和假说的局限及解释力，进而推导出更合理更有效的论述。

不过，从“外地理论不具普通效用”这个事实，不必然能够推出“中国就该有自己一套”这个结论甚至训令。因为在逻辑上讲，这是两个层次的东西。前者谈的是事实状态，后者却是推导行动的应然问题。我们可以在充分的实证调查和经验体会之后，发现在中国办企业就是和美国不一样，真得有一套别于北美商管理论的模式。但是我们怎么能够不问情由地单从“我们在中国营商”这一点就得出“我们要办中国式企业”的结论呢？再简单点说，“我们是中国人”这个事实不一定能够达致“所以我们就要吃中国米”的原则。除非你能具体说明中国人对果汁的口味不同一般，否则你很难说服我“是中国人的，就得喝中国果汁”。

由于是中国，所以就应该很中国。这种常见的推理与其说是建立在对事实的尊重，倒不如说是为了一种心愿的实现。那种心愿，或者可以“天命”形容：中国有它必须完成的使命。故此我们更常见到的情况是，很多人是在提出“要走中国的道路”这种要求之后，才回头赶去寻找那条道路到底是什么道路。往往要到了这个地步，我们才突然发现内容庞繁复杂的“中国”竟然成了一堆非常简化非常压缩的概念。你可以任意在里头挑出《三字经》，说这就是中国企业模式的指导，也可以在里头找出胡雪岩，说他是中国商人的典范；几乎不需要具体的理由，更不必顾及时空的变幻，与当初为了科学原因而拒斥(同样过度简化的)“西方那一套”的态度相去甚远。

请不要误会；我非常尊重许多力图寻找“中国营商模式”的商人，他们也许是有心人；我非常喜爱那些探索“中国式摇滚”的艺术家，他们正在做一场很有趣的实验；我更加认同“法学中国化”等多种学术主张，因为那是实在的真理追求。我只是不以为“中国风”等是一种先于事实的道德训令，一种每一个中国人都该全力拥护(或者购买)的品牌。而“中国”，在很多情况下，确实是个品牌；说的人高兴，买的人爽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