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孩子作为实现成人世界某种目的的道具、筹码或牺牲品,这不仅是成人精神世界的一种疾患,更是道德领域的一场耻辱与悲哀”——无论理由何其冠冕堂皇,无论辩词何其娓娓动听,都丝毫动摇不了开篇的批判性。
这样的批判始自西安临潼零口街办董庙小学的一场锁门事件,在建筑方、学校、村委会、教育局、街道办等千头万绪的债务纠葛中,无辜的孩子又一次成为“道具”和“筹码”,在凛冽寒风中瑟瑟发抖,以柔弱的身体、痛楚的场景令各界关注,从而为这一场成人世界的“欠债”买下最大一笔廉价而沉重的单。
这样的批判与激愤又何止源于此例?孩子们被道具化、筹码化的事例层出不穷:君不见某些官员被前呼后拥稳坐主席台的伞下,稚嫩的孩童却在淅淅沥沥的雨中卖力地表演?君不见在彩旗飞扬、华丽盛大的商业活动中,可怜的孩子们义务列队奏乐迎接嘉宾;君不见在一场场错综复杂的实体纠葛中,无辜的孩子们一次次被拒之门外,懵懂的内心留下何等的伤害?
孩子,孩子,总是孩子,孩子时而是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道具,为形式主义、政绩秀、商业活动锦上添花;时而是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筹码,成为吸引大众的噱头、作出牺牲的祭品。当成人世界一遍遍呐喊“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当成人世界一次次称许“孩子是祖国的花朵”,当成人世界一年年号召“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时,成人世界难道还要继续将“孩子道具化的丑陋”见怪不怪下去,还要将这种集体丑陋遮掩起来?
其实,对孩子的态度,恰恰能反映成人的精神世界。把孩子真正看做天使的人,他的内心也必定比别人更具有天使般的澄净与友善;把孩子真正从人格上尊重的人,他的人格世界一定比别人充满更多对所有人的尊重与平等;把孩子的权利真正看做公民的权利,他的世界一定比别人更加具有公民意识;反之,那些在现实中还把孩子当作玩偶、当作工具、当作无足轻重群体的成人,才能纵容一次次“孩子道具化”的耻辱与悲哀,才能对一场场涉及孩子集体权益的个案麻木不仁、视而不见。
董庙小学的孩子们终究要进入学校,一场纠葛终究可能会画上句号,但充溢在成人世界里的普遍病灶———无视孩子的诸多权益,随时将其变作道具、筹码和牺牲品———却依然可能难得忏悔,最终继续积淀、发酵,一旦时机成熟,又一批孩子可能成为下一个“董庙小学的孩子们”。耻辱将继续,悲哀将继续,集体病灶也将继续吗?“董庙小学的孩子们”其实是中国所有孩子的缩影,对于集体病灶的容忍是另一种耻辱与悲哀。因此,对成人世界的集体病灶进行批判,进而忏悔、反思,刺痛某些麻木的神经,清醒那些混沌的意识,是整个成人世界的一道无法回避的精神作业题,因为,“将孩子作为实现成人世界某种目的的道具、筹码或牺牲品”,毕竟是成人的一种耻辱和悲哀,毕竟会把那些无意识的伤害化作无形的文化变种,将来在孩子们身上生根发芽,将精神世界的集体病灶遗传下去。而一个成人的反思与忏悔,或许就能减少这种集体病灶继续贻害的几率。
关注“董庙小学的孩子们”,不只是关注他们,更是关注所有孩子,关注他们将来的精神世界。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