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长鼓励“环境举报”应有制度激励

　　奥运结束后，有一种说法认为，北京的空气质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反弹。在日前召开的第四届环境与发展中国论坛上，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以数据说明了真实情况。他还进一步提出“鼓励公众检举揭发各种各类的环境违法行为，推动环境公益诉讼”的观点。

　　事实上，北京对环境质量的保障，既考虑到奥运会期间对环境的需求，更从长远考虑到北京市民以及周边地区群众对环境的需求。正如周生贤所指出的，要保持奥运期间的环保成果，的确需要健全公众环保参与机制。

　　推动环境公益诉讼，要将民间自我维权的力量与积极性激活起来。在环保公益诉讼中，“我”之所以要起诉，是因为环境污染对公众身体健康及生存环境造成侵害，此时受伤的“他”，很可能是将来的“我”，共同的权益牵扯，让“我”有权利走向法庭，要求法律的保护。

　　但是，哪怕是最积极推动环境公益诉讼的民间人士，恐怕也难在只有付出、没有回报的单一环境下，日复一日地坚持下去。可以设想，如果一个人投入巨大的精力、时间与金钱去公益诉讼，能够预期到的最好结果，不过是获得一纸判决结果，而对于环境破坏者来说，公益诉讼推动者没有报酬，等于变相降低了他们的违法成本，“纵容”他们继续有恃无恐地污染下去。“善小而不为”的困境，就在于“善小”得到的回报太小；“恶小而不察”的结果，却是小恶常演变为大恶。

　　因此，要让环境公益诉讼一路走好，环境公益诉讼就应体现出受益的制度激励。比如，参照见义勇为制度奖罚，一方面加重环境污染者损害民众权益的民事责任，另一方面建立最低赔偿制度和惩罚性赔偿制度。

　　一个环境污染事件，侵犯了民众的切身利益，必须予以补偿，这其中就包括对环境公益诉讼者的补偿；只有加大处罚力度，在一般损害赔偿之外，还施以高额的惩罚性赔偿金，才能遏制侵权行为的继续发生，并警戒其他人，遏制这种不良倾向散播。所有这些，只有在推动公益诉讼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做到。而最低赔偿制度和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设置，则有望起到保障环保公益诉讼，推动环保公益诉讼的作用。

　　我国民法明确规定：“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提供安全、良好的环境，维护公共秩序和执行公务是政府的法定责任和义务，公民自发推动环境公益诉讼，等于是一种“见义勇为”，政府理应予以制度性的补偿与激励。由此，环保公益诉讼才可能如星星之火，呈燎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