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里的穷人需要一个立足之地

　　来源：《记者观察·民声》杂志

　　著名学者秦晖先生日前做客南都论坛，发表了题为《城市化与贫民权利》的主题演讲。秦晖教授谈到：“中国很多城市的管理者和市民，一边是希望尽可能多地享受农民工带来的服务，一边却想尽办法将农民工等贫民驱赶出城市。

”秦晖说，最穷的（进城）农民和无单位者，“不仅完全没有分房资格，自己盖个贫民窟也被指为私搭乱建，而要被惩处。”面对弱势群体所遭遇的这种困难，秦教授认为，应该想办法解决穷人的居所问题。因此，秦教授建议深圳率先兴建贫民区。

　　秦晖教授的观点，恐怕与不少城市的规划者背道而驰。事实上，从最近几年来看，不少城市的管理者将弱势群体当作了包袱。具体而言，先有大城市推出的禁止乞讨的“禁讨令”，后有所谓知识精英提出的“进京门槛”。这些新闻，屡屡在媒体上被报道、在网络上被讨论，并且很热烈。这种热烈的讨论甚至争论，本身折射出的，其实恰恰是大家（当然也包括城市的管理者）对进城的农民甚至其他弱势群体的不同态度。

　　大约没有人能够否认，从改革开放以来，大批进城务工的农民给社会带来了生机。这些本身并不享受城市人所享有的种种福利和待遇的农民，把城市人所不愿意做的或者做不了的脏活、体力活接了过来。就工作的性质而言，进城是城市的建设者。因此，从道理上来讲，他们也应该是城市的主人。应该享有在城市的边缘立足的机会。

　　看国外的影片，或者偶尔从媒体上有意或者无意地得到过一些西方社会贫民窟的信息。在大都市的边缘，往往生存着大批的城市贫民。这些人的生活，与城市中心里居住的富人的灯红酒绿和纸醉金迷相对比，无疑是黯淡的。他们的存在，曾经被我们看作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和丑陋。

　　然而眼下，我们的城市化进程也在加快。全球化已经势不可挡，问题本身在于全球化的速度有多快，我们今天城市的发展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复制着别人的过去。——毫无疑问，争论归争论，现实归现实。在近30年的经济发展中，我们的城市化进程本身，也产生了大批的城市贫民。这种现象的客观存在，当然原因很多，比如城乡“二元化”的问题。但是这种现象的客观存在是不应该被回避甚至是被否认的。城市的经营者在带领大家营造城市光鲜的一面的时候，绝不应该忘记了那些因为种种原因还处于相对贫穷和绝对贫穷状态下的人。这些人和城市的其他市民一样，应该得到市民的待遇，应该得到城市经营者的眷顾和社会的关心，而绝非仅仅是城市的包袱。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正确看待和认识城市贫民的问题，不仅事关城市的和谐和发展，同时也事关一个社会的良心和道德底线。给城市贫民一个安顿好自己生活的场所，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各个阶层之间的和谐共处而言，善莫大焉。面对艰难的底层，默认他们的存在，给他们一个（哪怕是狭小的）立足之地，比起一味否认城市贫民的存在，甚至是将他们的存在视之为丑陋和不道德的，显然要道德得多和理性得多。这是因为，一旦城市的贫民被安定下来，那么原有的流浪于城市边缘的所谓边缘人规模必将缩小，甚至可能会消失。这样，社会的治安难题也将会大大缓解。一个频繁漂泊的社会群体和一个相对安定的社会群体，谁的潜在不安定因素更多，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地方政府出面建造贫民区，必然会引发所谓城市脸面的问题。在一个具有“爱面子”传统的社会，城市的脸面很多时候关系到成功者的脸面。秦晖教授的观点也许会引发不少人的反感，但是，“良药苦口”，当社会的生态本身出了问题的时候，那么直视存在的问题、承认差距的存在比起漠不关心、视而不见来，都更有助于解决我们生活的城市所遭遇的难题。

　　这个时候，不仅是城市的管理者需要更大的道德勇气。更重要的是，大众应该理解并且接受这种现实。毕竟，这是事关大批城市穷人生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