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向货币一体化迈进

　　5月4日，正在西班牙马德里参加亚洲开发银行会议的亚洲13国财长一致同意，建立一个规模至少为8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基金，用于应对地区金融危机。

　　亚洲各国终于捐弃前嫌，在朝向统一的亚洲货币基金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

　　这个成果得来不易。早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时，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灾不力，当时日本提议成立1000亿美元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遭到美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否决，理由是这会削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地位，而降低援助条件则将导致亚洲企业、政府出现道德风险。

　　亚洲各国不得不退而求其次，2000年5月，东盟十国与中、日、韩三国在泰国清迈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东亚国家同意加强有关资本流动的数据及信息交换；建立区域救援网络；加强各国货币当局现有的合作框架。同年8月，ASEAN+3的中央银行又将多边货币互换计划的规模由2亿美元扩展到10亿美元。这是在危机时增加流动性的救援计划，照顾到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情绪，借款国即刻无条件提取的金额不超过互换协议商定的最大互换金额的10%。超过10%的部分，必须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借款国提供的贷款一起支付。

　　清迈协议是被捆着手脚的协议：救援额度小，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相捆绑；成本高，协议签署国必须双边谈判。这不是亚洲货币基金，而是不充分的亚洲救援基金。可以说清迈协议是妥协之下的产物。显然，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亚洲货币基金的束缚毫无道理，不过是不愿意当时处于敏感时刻的亚洲金融市场变生不测。

　　从1997年美国救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开始，秉持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市场派已经被美国政府边缘化。而此次次贷危机中，美欧日央行不顾一切拯救金融市场的行为，只不过印证了破产的彻底性——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与市场自我修复能力被搁置一旁，对当下经济衰退的担忧成为所有经济政策的出发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威在东亚金融风暴中就受到严重挑战。一向犀利的新凯恩斯派经济学家格鲁格曼抨击该组织将救助与体制改革和金融开放挂钩完全不适当，应该允许危机国进行短期货币控制。其他经济学权威如哈佛大学的费尔斯坦、萨克斯等人也持同样观点。实际上，不只新凯恩斯主义者，此次次贷危机中大举救市的保尔森、伯南克等人，不管观点如何，都站在了同一战壕中，说明对于金融市场的危机干预已经成为共识。

　　在次贷危机尚未结束的背景下，东盟十国与中、日、韩三国建立800亿的外汇储备基金，起码说明各方对于逐步建立亚洲的统一货币区域已经达成起码共识，这笔庞大的资金显然已经超出救援范围，而直接成为亚洲区域货币的生长点。这一论点的逻辑是，由于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货币安全性的增加，东亚经济的安全性将进一步增加，既对深受货币动荡之苦的东亚地区的经济有利，也为日益倚赖东亚经济的世界经济带来安全感。与其说这是东亚各国对于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次集体挑战，还不如说这是世界经济新格局之下水到渠成的结果。

　　可以想像，今后以这13国为核心的亚洲市场，将逐渐出现庞大的债券市场。2003年6月，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行长组织与国际清算银行合作成立了亚洲债券基金，今后将进一步调动资本市场与债券市场的力量，形成区域统一货币的利率基础——债息；第二，对于金融监管与风险制订出统一的标准；第三，区域内的经济合作规模将越来越大，将货币区域合作的效益发挥到极致。

　　当然，距离统一的区域货币，东亚各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有摒弃前嫌，从大局出发，才能走到区域经济与货币一体化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