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承诺文明执法？法治才是对公民最好的承诺

　　这是一个承诺泛滥的年代。

　　全国各地近300位城市管理执法局长及代表，在山东聊城参加“和谐城管”论坛时达成共识，承诺其所在机构将“树立亲民理念，坚持文明执法，构建和谐城管”，而这一承诺与刚刚被曝光的“南京市民讽刺城管执法被围殴至大便失禁”的新闻不无关系。

无独有偶，在“天门城管打人致死事件”发生后，全国城管(执法)局长联席会议也迅速宣布2008年将启动“全国城管执法队伍形象建设年”活动，全面推动亲民、文明、和谐的城管执法队伍新形象建设。(本报昨日报道)

　　暴力执法向来都是城管执法中的痼疾，近年来，遭受暴力执法的对象甚至从被执法者蔓延到无辜的旁观者，城管执法时的暴戾由此可见一斑。当然，与暴力执法同样流行的是文明执法的承诺，几乎在每一次城管暴力执法事件发生后，我们都能够看到类似的文明执法承诺。

　　问题是，如果承诺有用，还要法律干吗?对于公权力而言，法无授权即为禁止，在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一部法律允许和规定可以暴力执法的前提下，文明执法本身就是执法的题中之义，根本不需要执法者三番五次地进行“自我承诺”。

　　承诺的泛滥意味着法治的失守。就像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否承诺不犯罪，在犯罪后都要受到法律追究一样，所以普通人从来都不会无聊到联合起来承诺不犯罪，因为外在的约束使得承诺与否失去价值。可城管部门频频向社会发出文明执法的承诺，说明对于暴力执法的外部约束，要么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够健全而规范力度不够，要么就是对暴力执法的“执法”在“有法不依”下被无限纵容下去。

　　其实，只要在执法过程中存在不法暴力行为，完全可以从公权力滥用或者私权利受损的角度，给予执法者以法律惩戒，施于受害者以法律救济。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明执法、和谐执法这些带有强烈主观道德色彩的承诺都是靠不住的，真正能够让暴力执法销声匿迹的，是法治对公权力的约束和驯服———法治才是对公民最好的承诺。当然，在规范城管暴力执法的问题上，我们不应该将视野局限于暴力执法行为的“罪与罚”，而是应当将暴力执法上升到城市管理的理念上来。事实上，城管暴力执法的泛滥，除了城管中存在有害群之马外，恐怕与城管担负着“城市创卫”重任有关，当执法与工资、升迁甚至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时，在确保城市“漂亮”的死命令和保障小商小贩的生存权之间，城管执法者大多会选择前者，两种价值诉求在水火不相容时，暴力执法自然会泛滥。某种意义上讲，暴力执法者也是弱势群体。

　　所以说，除了向具体执法要法治承诺外，公众更需要向城市执法理念要法治承诺。但这已经完全超出城管机构的权限范围，涉及城市理念和发展思路的问题。当公众的权利无法约束起强大的行政权力和一意孤行的行政官员时，导致暴力执法泛滥并且庇护暴力执法者的“形象工程”就会屡见不鲜。如果对法治的诉求不能上升到对所有公权力的约束层面，无法在城市公共决策领域引入民主决策程序，只将法治的规范目标瞄准“暴力执法”这种具体行为，可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