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判赔500万无法执行 司法就这样被权力征服

　　1990年，因1.8万吨原煤惹祸，黄友元被“收容审查”。1996年3月，法院判决：责令天津塘沽区公安分局追回越权处理的原煤，否则赔偿黄友元500余万。法院判决生效，却因被执行人是公安机关的特殊“身份”，至今无法执行。

　　黄友元一案的事实认定异常清晰，为相关各方所公认，亦即天津塘沽区公安局越权处理当事人原煤，违反了公安部“禁止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的有关规定。然而，就是这么一桩“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恰当”的行政官司，历经18年却久拖不决。

　　18年来，在黄友元不屈不挠的努力中，这一悬案被反复磋商和审视，并无一例外的要求塘沽区公安局遵照执行：1996年，株洲市中院“缺席审判”，判定被告“越权”，责令依法赔偿；1997年7月，湖南省高院复查后，支持一审判决；1999年，最高法函告中央政法委，“希望在贵委的统一协调下，使本案判决能尽快得到顺利执行”。同年，中央政法委发函，请天津政法委督促执行；2004年，株洲市中院两赴塘沽，皆无功而返；2008年3月，最高法执行办召开了由湖南、天津高院参加的会议，并以督办函的形式再次督办此案，迄今“前景仍不明朗”。

　　由此，我们不得不佩服塘沽区公安局的“抗击打能力”。如果说株洲中院和湖南省高院的判决“鞭长莫及”，可以置若罔闻的话，在最高法、中央政法委和天津政法委介入的情况下，其仍然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真是令人“高山仰止”了。我们甚至都有些迷惘，这种负隅顽抗、困兽犹斗的底气到底来自哪里？！

　　据悉，时任天津市公安局长的宋平顺曾发出命令“谁给赔钱，就撤谁的职”。但在宋平顺因腐败案发并自杀之后，塘沽区公安局本应拿出一个亡羊补牢的姿态，尽其可能的洗刷掉这一行政污点，但它们没有。看上去，权力的傲慢品性一旦养成，绝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变。在塘沽区公安局构筑的“土围子”里，认错本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如果真要追溯此案，塘沽区公安局的污点从黄友元被“几个陌生人以谈生意为名，叫她出宾馆”的那时起就开始了，在非法收容审查的54个月期间，黄遭受“种种非人待遇”，致其双眼失明、精神失常、大小便失禁。不难想见，此案绝非经济赔偿那么简单，一旦塘沽区公安局低头认错，他们就必须为赔偿之外的那些斑斑劣迹给当事人也给公众一个交代，并承担由此而带来的责任。而他们显然不愿如此，于是，不认错、不执行、顽抗到底便不难理解。

　　63岁高龄的黄友元，逢此劫难，身心受到极大伤害。正义离她那么近，又是那么远。18年的“较量”，见证了她的“英勇斗争”和权利羸弱，同时也见证了权力者的傲慢、自负、偏执和对公民正当权益的漠视。

　　然而，谁又能说，这只是黄友元一人的悲哀？在她的背后，难道显现的不正是司法体系之于行政体系的集体弱势和进退失据。纵观此案，我们分明感到，司法在行政部门面前无力感丛生，为了敦促此案执行，司法不得不跳出自己的处置框架，寻求来自行政高层的支援。这是怎样一种无奈，又是怎样一种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