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记“敢用公检法” 法治社会经不起频出“怪胎”

　　我是个法治信奉者，但近来一些涉及公检法的新闻，读起来却很是不爽，因为它们依稀透露着：在一些地方，“公检法”被权力或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染指之下，正产生着“怪胎”。虽是少数，却不可不察、不可不省。

　　曾多次进京举报阜阳市颍泉区豪华办公楼“白宫”的举报人李国福在见律师前几个小时突然死在监狱。检察机关认定为自缢身亡，但记者调查发现多处疑点，不排除跟被举报的颍泉区委书记张治安有关——对这位张书记，当地老干部有一个耐人寻味的评价：“张治安做事不怕得罪人，敢用公检法”。

　　一个区委书记被评价为“敢用公检法”，这难道不是“怪胎”吗？更大的“怪胎”是：这个让大家得以见到豪华办公楼“白宫”面貌的举报人，在狱中还要给那位仍在台上的被举报人写信，乞求他“原谅”，乞求他“放过家人”，并信誓旦旦地表忠心——“我保证痛改前非，听你的话，争取你的宽大处理”。斯人已去，我们无法知道这是真心话还是无奈之举，但一位举报者向毫发未伤的被举报者争取宽大处理，这是怎样的法治悲哀？

　　研究历史的人说，中国古代人民有强烈的青天意识，遇到冤情了，当街拦轿也要找个“包青天”为自己主持公道。后来有学者说，“包青天”出现的几率太小，可遇不可求，现代民主社会需要靠法治，这个东西才最靠谱。也就是说，有赖于一套公检法体系的建立，任何“不平事”只要进入到这个程序，就能够按照正义最大化的原则，一步一步地往前推进。

　　我们曾为找到了这个民主社会的钥匙而欢欣鼓舞，所以让从事这项工作的人顶上了国徽，表明他们的神圣不可侵犯。但后来一些情况的出现，让大家开始发慌起来：手握公权力者干预司法的问题出现了，党政一把手“敢用公检法”的事迹不断，从发短信被拘留，到命公安进京抓记者，都晃动着类似的影子；“法钱交易”、“法色交易”或者其他什么交易慢慢也算不得新鲜事儿了，在各种各样的干预力量面前，人民再次感到无力。

　　于是，有人重新走回“寻找清官”的上访之路，指望某个上层大员的批示，令局势豁然明朗；也有人找到了另一条“捷径”——媒体监督，指望媒体的曝光引起各方的重视。但在经历了“每有曝光，必有回应”的几年之后，有些部门开始麻木起来，任凭全国人民非议，人家的官照当、事儿照干，俨然一副“麻木官不怕口水淹”的姿态。

　　当公检法的表现还不足以强有力地自证清白的时候，人民就难免对于一些“怪胎”新闻浮想联翩：比如，河北沧州河间民警张东岳与一名歌女在轿车上发生性关系时，手掐歌女颈部致其死亡，仅被判6年有期徒刑。在法院的审判词中出现了“为寻求刺激，张东岳应邀帮助被害人余某共同用手掐余某的颈部”的荒唐表述，很多网民猜测这跟民警的活动力不无关系。

　　再比如，疑犯赵七明在山西吕梁中级人民法院庭审期间，借如厕之机脱逃。事发后4个月，赵七明依然“人间蒸发”，而当地检察机关也未对这起离奇的脱逃案进行立案调查。坊间流传，疑犯脱逃与法官及法警必有联系；网上有很多猜测，有人称这简直是中国法律“天大的笑话”。

　　这些天咋这么多类似糊里糊涂的新闻？如果再联想到各大论坛里关于“警方不出具谭静尸检报告”的质疑，一个非常清晰的问题跃然纸上：对于这些或许有问题或许没问题的“非议”，公检法如何表现自我的独立？如何告诉人民，他们仍然可以被信赖？

　　当然不是堵住媒体的嘴巴，让大家少看到一点，因为那只会令一些人更加有恃无恐。唯一的期待就是：希望每一起荒唐的事件都能有个明确的“下文”交代，不要总是不了了之。唯有试图玩弄法律的人能够付出沉重的代价，才能摁住后来者的手，才能争取人民群众的心。否则，“怪胎”越怪，就越能激励更多“敢用公检法”的后来者前仆后继地“怪”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