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各地由政府主导愈演愈烈的盛世公祭相比,北京延庆教委规定干部及工作人员因公外出,乘公交车每次可获30元奖励——因为如果派车,一辆车连油带高速费,平均每次消费230元左右。乘坐公交车,每人每次的交通费用平均仅为20多元,每人一次可节省200多元——可不算什么大手笔。
但或前者或后者都凸显一个基本事实,公共财政怎样使用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比如政府机关用车,是不是因公外出必须派车?由延庆教委出台这个奖励制度可以判定只要是因公外出就一定派车,也就是说,公共财政必须为这部分费用买单(合理性需要进一步判断)。现在有了这个规定,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假定延庆教委干部工作人员都是积极践行者,公共财政虽然因此而减少支出,但却少不了要兑现30奖励的规定。
理论上说,可能会有很多人赞同这种规定,毕竟能够减少公共财政开支。但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种规定的“潜台词”是,节省下来的公共财政可以分配给个体——哪怕节省的与分配后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任何公共财政的分配使用制度显然都不会也不能开这个口子。如果其他掌握公共财政分配大权的单位也以类似理由,即能够缩减本来比较多的公共财政开支(开支合理与否好象不是重点),而分配少许给为此“牺牲”利益的个体,公共财政收入再多,恐怕也会陷于入不敷出之境。
如此,得到的结论很悲观,公共财政并不认同这种为其“减负”的做法。显然,我们并不能就此肯定公共财政不愿意节减开支。但它的否定表明,原有的公共财政支出体系是有问题的,它没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公共财政支出的随意性,它也不是在努力缩减支出,而是最大程度地鼓励支出。给使用公共财政的群体一个错觉,总是有用不完的钱,总是绰绰有余。
所以,这也就解释了各地政府为什么轮番上演公祭大手笔了,有钱凭什么不花呢!何况,说不定因此而带动或经济或文化或社会的发展,背后则是当政者的仕途。
从这个意义而言,公共财政想要不大方,很难!政府远离公祭的杀手锏就是公共财政远离公祭。公共财政对政府紧缩,不但要从数量上,也要从制度上加以约束和规范。即让使用公共财政的部门(或个人)感受到公共财政支出的有限和“紧迫”,谁超了谁自己买单就好了。一个令人期待的前景是,乘公交也补贴的规定不再出台,因为公共财政只给你乘公交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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