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天字码头，广州人大要负起立法责任

　　3月15日，本埠媒体报道称，从广州市越秀区长办公会议获悉，天字码头明年要告别广州。

　　3月26日，《羊城晚报》报道，25日，越秀区紧急约见记者，“改口”说：天字码头是否要搬仍是未知数。

　　3月28日，广州各媒体报道，广州市规划局27日正式答复：迄今为止，没有收到任何关于码头搬迁和候船楼改造的申请和设计方案。

作为轮渡码头本身，天字码头不会搬迁或撤销。

　　广州媒体评论打出了标题《天字码头，真的不拆？》，这个大大问号代表了舆论的担心。

　　保护历史遗迹应有全面规划

　　新快报：昨天《羊城晚报》报道称，广州有11处旧迹“非正常死亡”。事实上，对于类似的问题，舆论好像“救火队”一样，今天要拆恩宁路，舆论出来呼吁一下；明天又传闻要拆天字码头，舆论又再议论一番。对这种尴尬，各位怎么看？

　　李公明：传媒和广大民众其实是处在比较被动的状况，今天说拆码头，明天又拆什么的，民众今天要保护码头，明天又保护什么，永无了日。

　　广州仅存的历史文化遗迹不多，对于最后的这些文化财富，我们应该通过官方和民间的互动，做出全面性的规划，立法规定哪些文化遗址是必须保护的，任何部门、任何商业机构不能打这些地方的主意。

　　饶原生：我们最害怕的就是一觉醒来，到处都圈画上一个“拆”字。一开始，天字码头没有确定拆还是不拆，通过舆论和民众的反映后，政府就出来澄清说不拆，但如果没有舆论的压力，这个无形的“拆”字就可能写在天字码头的上空了。

　　舆论的作用很重要，广州西湖路的中心花市也是要拆掉的，当时专家和民众一起站出来表示要保留，政府就听取了民意，花市就保留了下来。

　　虽然西湖路不是文物古迹，但西湖路花市在广州市民心目中的是一种文化象征，春节的时候，什么花市都可以不去，但西湖路花市非去不可，多少年来已经形成一种习惯。

　　所谓历史文化遗产，包括了静态和动态两种形式，广州市民过年去逛花市这种热闹的过节方式就是一种延续传统文化的模式，是动态的文化遗产。春节不放鞭炮，不炸油角，但花市的花香留下来了。如果当时我们都集体失语，后果可想而知。

　　每个人活着都需要一些文化记忆，除了那些历史悠久的文化，而近代的历史文化更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我们要处理好生活与习俗，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历史文化保护不是简单拆与留

　　新快报：如果就天字码头本身而言，应该有怎样的方案来保证它的历史文化价值？

　　祁海：关于天字码头的讨论意义已经超出了它去与留的意义，从中引申出许多问题，也发出了两种意见，一是要保留，一是要拆。我个人认同又拆又保留，拆掉候船楼，保留天字码头。

　　因为拆掉候船楼和保护码头是两个概念，我觉得候船楼这个建筑比较糟糕，有点不伦不类，有碍观瞻，不能体现天字码头的风韵，候船楼没有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去设计和策划，它的商业用途大于历史文化的意义。

　　因此，我主张拆掉候船楼，重新设计一个使珠江视野更开阔的候船楼。有关天字码头的历史介绍，不要只着重于革命的历史，关于广州起义的历史着墨太多了。天字码头的保护引出一个关于历史文物保护的新的概念：不是简单的拆和留。我曾在省人大提出一个方案，金声电影院简单地留和拆都不行。电影院确实门庭冷落无法经营下去。

　　我就主张金声电影院退出电影放映市场，把它改造成电影博物馆，保留影院的外观，满足观众的集体记忆，影院里面就展示金声的历史和广东电影界的历史，这个改造可以参考上海南京路的蜡像馆。这样既可以保留我们的集体记忆，影院也不会是硬撑下去。

　　一说到拆迁民众就骂，但平时又不去那里看电影，这种矛盾就可以通过又拆又留这种方式来解决。

　　这当中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各自为政，条块分割，资金分散。海珠戏院的悲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文化局率先提出改造，成功改造完后就复业了，但由于海珠戏院周边有三个建筑工地，烟尘滚滚，没有人愿意去那里看戏，复业不到一年又关闭了。

　　所以我主张政府成立一个统筹部门，统筹改造工程，统一改造建筑的开业时间，集体开张，借助媒体力量来宣传，吸引游客前来消费。如果总是东一处西一片地进行改造，只是浪费资金，不断地打击我们改造西堤长堤的信心。

　　保护历史文化，不是简单地拆或留，政府必须提高综合治理和管理能力，既要保护文化遗产又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怎样才能处理好这个矛盾且走出第三条路，这就考验政府管理者的智商了。

　　同时，也考验政府与民众的沟通能力，政府要向民众解释清楚政府的决策，消除群众的误会。李公明：其实，对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发展这个问题上，我们究竟需要的是什么东西？我们的基本立场和出发点是什么？我们观察这个问题的时间尺度是什么？

　　祁老师刚才所讲都是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涉及广州人员结构、消费结构等的变化，但这些变化只是一个小的时间尺度。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对于历史文化名城的规划，在处理拆和留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是需要智商呢？还是需要感情和原则？这是第二个尺度的问题。

　　从上世纪60年代的《威尼斯宪章》到80年代的《华盛顿宪章》里对于保护历史文化的国际原则，讲究的不是适应现代生活的商业需要的智商，而是人类对自身历史文化保护的原则。中国人办事就是智商太多，怎么发展有利就怎么做，这个尺度是不长远的。

　　不仅仅是文物需要保护

　　新快报：刚才李老师谈到了对历史文化保护要有全面规划，而祁老师也讲到政府应有更高一层的统筹。这个问题，应该怎样才能得到落实？

　　黄淼章：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天字码头并不是明清时候的码头，文物部门也曾说过天字码头不是历史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的文物保护单位分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内部登记保护的文物单位，天字码头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但是天字码头不仅留下了很多历史名人的足迹，也留下了很多广州普通民众的回忆，它至少是一处有历史故事和文化传统的文化景观，我们的珠江上有历史文化的景观太少了。

　　天字码头的地理位置非常好，连通北京路的千年古道，形成城市的中轴线。今年恰好是广州建城2222年，同时，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也在今年启动，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来关注天字码头是很有意义的。

　　我是主张保留的，但退一步来说，如果要拆，必须进行考古挖掘，是有可能挖掘出明代或者清代的码头的，南海神庙就挖掘出古代的码头来。

　　其实很多文物保护单位也不是一开始就是文物，也是经过普查和调研才确定的，所以说不一定是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才保护，广东省确定为文物保护的单位有200多处，但我们还有几千条线索在做普查，今天不是文物，但明天就可能成为文物，我们的眼光要放长远点。我们不光要保护历史文物，有历史意义的也要好好保护。

　　祁海：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要适应中国的国情，不能光从理论上去讲，要务实，保护文物不是有满腔热情就可以的，要有勇有谋。我们要从政府和民众的角度来提高保护历史文化的水平。

　　我同意几位的意见，总结起来就是：延伸文化保护的意义。政府做一次整体的规划，彻底确定哪些地方要保护，而且不仅是历史文物要保护，天字码头这种遗址性的地方要保护，西湖花市这种民俗性的地方也要保护。

　　即使是解放以后的文化也要保护，哪怕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但这些文化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已经成为群众文化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要群众接受，都应该保护。

　　广州市有关部门征求文史专家、群众的意见，确定一批公布一批，做到一劳永逸，免去一次又一次的争论和呼吁。

　　李荣昌：我同意既有保留又有改造，历史不会一成不变的，保护文物也要考虑社会的变化和群众的生活需要，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法。

　　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不能采取简单的实用主意，说拆就拆，但也不是盲目的保护，应该有节有利。天字码头问题只是冰山一角，因此，广州的政府部门要做一个长期的规划，对历史文物进行全面的普查。广州有立法权，订立相关的法规，规定凡是大规模的拆迁，必须征求专家和市民的意见，征求政府职能部门的意见，把各方利益统筹起来。

　　关于天字码头，我也同意把候船楼拆掉，进行适当的改造。尤其是在介绍天字码头的历史文字方面，既要讲现代的革命历史也要加强古代的历史，古代历史不能一笔带过，要把完整的历史呈现给群众。

　　广州人大要负起立法责任

　　新快报：在官方表态天字码头不拆了之后，本埠媒体有评论打出的标题是《天字码头，真的不拆？》，看来舆论可能还是担心有关部门会出尔反尔。对这个问题，各位怎么看？

　　饶原生：我很欣喜地看到天字码头这件事在几天之内所发生的变化。这事好比“周老虎”和“吴老虎”事件，“周老虎”迟迟不见真相大白，但“吴老虎”几天之内就真相大白。这是政府执政能力高低的体现，尽管在天字码头这件事上有民众骂政府，但我们的政府很当一回事，马上作出了澄清，整个事件已经向好的方向发展。

　　祁海：这其实就是刚才讲的关于全面规划和统筹的问题。要根本上解决问题，就需要制定统一法规，广州人大要负起立法的责任，把没有列入文物保护名单的地方补充进去，包括有历史意义的，遗址性质的，体现民俗民情的，补充文物保护的名单。

　　首先广州市人大立法，然后委托政府进行调研，通过媒体征求群众和专家的意见，民意通过后报人大批准，人大批准后再公布名单。争论不能停留在感性上，要实实在在地通过合法的程序来解救。

（来源：新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