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应关注保安背后的那只“手”

　　2月25日起至3月3日，《保安服务管理条例（草案）》公开征求社会意见。草案不仅对保安的入行条件设定了“门槛”，还对保安的行为进行了约定，包括不得限制他人人身自由、违法搜查他人身体，不得侮辱、殴打或者唆使殴打他人等七个方面（2月26日《北京青年报》）。

　　保安的行为被纳入法律视域，一定程度上说明保安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搜身和打人的问题已较为突出，不断曝出的保安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搜身和打人的丑闻即是明证。而保安之所以如此，不只与保安这个特殊行业有关，更与保安背后那只“有形之手”密切相关。

　　保安只是一种职业，如果说这个职业与其他职业有什么不同，较明显就是在接触不稳定事件上有着更高的概率。当然，高概率接触不稳定事件并不代表必然成为违法事件的“高发群体”，否则警察在搜身、打人等方面的违法概率要比保安高得多，但事实并非如此。根本原因就在于作为体制内执法的警察，遵从的是法令；而作为职业的保安，遵从的是从业单位（亦即权力）及其资本。

　　权力和资本让保安以礼貌、文明、形象和他人权益至上，保安就不敢不给来访客人敬礼；相反，权力和资本要求保安站在权力和资本最大化的立场上，无视他人权益，那么保安就会以种种理由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搜身和打人。权力在自我膨胀的过程中也赋予了保安权力假象，并且放纵了人性之恶。由于资本几乎完全掌握了保安的饭碗，因此一定程度上保安沦为了权力和资本的“打手”，在诸多保安违法事件中，几乎都能看到保安背后权力和资本驱使的“有形之手”。

　　所以，欲规范保安行为，就要规范保安背后的那只“手”。因此，对《保安服务管理条例（草案）》的关注，切入点不仅是保安的种种“不得”以及违法后的处罚，更应该仔细审视保安从业单位的“不得”和处罚。一定意义上说，草案第二十五条关于“保安员有权拒绝执行保安从业单位或者客户的违法指令”怎样得到确切保障，第三十二条关于“指使保安员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等所受的处罚怎样刚性起来，才是这部管理条例能否发挥实效的关键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