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肇星曾写反腐杂文说到杂文作者的命运

　　这也许是一个中国特色，当代主流报刊除了采编通讯、消息，组织时评、政论以外，还会邀约发表各种类型的杂感文字。一部小说、一个剧本、一篇叙事诗……都可径自出单行本，唯独杂文——其主要载体竟是传播媒体！从而，在新闻研究中，不妨给报刊杂文研究设立个小分支的，我以为。

　　小分支之下，还可以有小门类。这小而又小的题目，我想到的是杂文作者的运命变迁，不敢说有何理论研究，多的是所见所闻，书之以俟高明而已。

　　一、两个有底气的例子

　　从前，在报纸副刊上写几篇杂文，好像总是会惹麻烦。“你们杂文界最近没出什么''闯祸''文章吧？”竟至一些好心的，也许还是“隔行如隔山”如搞科学、工程什么的新老朋友，都会这样问。

　　愈到后来，我却回答得愈有信心了。因为，事情确实在发生变化。

　　我会讲一个很正面的故事。那大约是在七八年前，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于北京怀柔县召开杂文研讨会，来自南京的作者金陵客（即王向东）谈及从苏北乡间任教，因写杂文产生影响而被层层上调，终至进入新华日报担任编辑的经历。记得，寂静的会场当即有了声响，《大地》主编蒋元明和几位老作者不约而同地兴奋起来：“不容易，现在凭写杂文也能上调了。”

　　我还会介绍一位作者的两篇文章，那是我前几年偶然翻检藏书《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1976—1982）》时发现的。一篇发表在1980年4月20日的《讽刺与幽默》上，题为《叔叔的苹果和实践的地位》，批评某些家长固守“为尊者讳”理念，阻挠孩子直言“叔叔送的苹果不好吃”。以小见大，结尾意味深长：“如果是爷爷的苹果，或者竟是顶头上司和高级长官的苹果，那还了得吗？！”另一篇《笑不出声的笑剧》，1978年12月3日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堪称早期反腐败之作。说的是作者陪同外宾乘坐火车，从遭遇卧铺票被“掉包”，到发现列车长以票谋利、局长恃权利己，整个“一场绝妙的讽刺笑剧”。让人想不到的是，前者署名“肇星”，后者署名“李肇星”，均系前外长李肇星当年担任外交部底层官员时所作。

　　如果说，金陵客是因写杂文而获上调，嗣后在国内文坛卓然成家，那么李肇星却不是。虽说兼擅诗文，其突出的造诣仍在熟谙国际政治，善于折冲樽俎，属于“文坛挽留不住的人”。但是，他写下那些颇具锋芒的杂文，却未妨碍其后来步步高升、一展长才，则为事实。这都可以视作时代的坚实进步。

　　两个顺手拈来的例子，自有底气，足以让友人宽心、慈母展眉？

　　二、杂文生就批评功能

　　“写杂文的”真个不再成什么恶谥，表明了当代中国社会对于批评的认同。

　　很遗憾，提及杂文，就想到批评，似乎杂文作者命定的就像苏格拉底自称的那一只“上帝派来的''牛虻''”。何以不能当个频传捷报的喜鹊呢，杂文家嗬？

　　当然可以。优秀的歌颂性杂文理应提倡。是好文章，一样能传世。不过从既往历史来看，从读者接受习惯来看，能够像长了翅膀般四处传播的杂文更多的显然还是那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瞿秋白语）。时移事异，“投枪和匕首”在今天的施展余地小了，但战斗依然需要，“解剖刀和手术刀”不可或缺，而且紧缺。有意思的是，即使某几篇由杂文大家撰写的歌颂性力作，如前辈推荐的秦牧的《石壁树丛之歌》，读后深感其赞美在艰难时期始终不渝的坚贞革命气节，确实满腔激情，令人荡气回肠。不过，你看哟，文章同时也就抨击了反面存在的“有的金属稍为加温，就软化为液体”的软骨病——杂文就是这样跟批评功能如影随形。

　　此中缘由，曾彦修在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1949—1966）》时写下的那篇《导言》中，作过一番解释：“对先进人物和事迹，新闻报道已有极详细的介绍，各报又多已发过评论，还有电影与艺术纪录片等，全国或各省市也组织过多次学习。所以各报刊努力组织来的歌颂杂文虽然很多，总没有详细的新闻报道或电影那么感人，因而不易引起人们的注意。”

　　我以为，从文字体裁的特性出发，来认识杂文的主要功能，是对头的。人们所以创造不同的文体，就在于生活具有多方面的表现需求。讴歌、抒情、教育、认识、讽刺、泄愤、幽默……并非每一种文体都可以一肩而挑起全部这些感情诉求。曾彦修说：“杂文的艺术特性，确乎比较更适于作揭露、批评与纠正各种错误之用的。谁都知道，漫画与相声也有这个特点，你如果要求他们全改过来，天天画''歌颂漫画''，说''歌颂相声''，那怎么办得到呢？”他还专门比较了相声和山东快书两种样式：“歌颂相声也试过不少，讲的人为了交差，听的人想笑但是笑不出来。侯宝林先生可谓公认的一代相声大师了吧，但是不管他本事有多么大，他就是始终变不成一个以''歌颂相声''为主的演员，甚至好像一个''歌颂相声''也没有说过。”而在山东快书的领域，则相反。“''文革''前有个杰出的山东快书专家高元钧，还有其他的山东快书演员，就全都说的是''歌颂快书''，非常自然，大家爱听，从没听他们说过一次‘讽刺快书’。”

　　如此一来，社会批评、文明批评成为杂文的主要功能（不是全部功能），就好理解了。

　　三、让不幸的历史终结

　　知易行难。倘若为政者缺乏面对舆论监督的雅量，好理解的事情也就难乎哉。

　　囿于一种线性思维，某些地方或部门的主管者只接受相辅相成这个理，岂信相反相成？他们实在头疼“社会的牛虻”，以及什么“设置对立面的好处”之类。他们不懂得，惟有剔除脓疮才能促使社会机体茁壮发展。

　　批评报道难出，因为指名道姓，具体而微，让人难堪。杂文也难出，不指名道姓，却涵盖更广，一样让“寡人有疾”者出丑。于是，曾几何时，“写杂文的”人们，日子就不好过了。

　　回头来看，从延安时期，丁玲和陈企霞主持《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编务，经丁玲的《我们还需要杂文》作出呼唤，艾青、罗烽、萧军、王实味等付诸实践，热闹了一阵，结局是大悲哀。虽然参与者包括冤死的王实味后来均已平反，但是“当年在延安发生的这桩历史公案，成了笼罩在建国后杂文创作头上的一道历史阴影”（摘自姚春树、袁勇麟主编《20世纪中国杂文史》上册）。进入五十年代中叶，杂文一度繁荣，然而意识形态领域“左”的指导思想依然作祟，于是杂文写作动辄得咎，这也“不是”，那也“不准”。就像有的作者当时抱怨的，简直如同希腊神话故事了，杂文放上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太长就用斧子砍去脚，短了就拉长，以便符合床的标准。苦的岂止杂文，更是作者——结果是以写下《电影的锣鼓》的钟惦棐、写下《放心?容忍?人事工作》的萧乾、写下《“相府门前七品官”》的吴祖光、写下《“官要修衙，客要修店”》的曾彦修、写下《小品文的新危机》的回春（即徐懋庸）、写下《论人情》的巴人（即王任叔）……诸位大家先后中箭落马戴帽告终（巴人未戴“右派”帽子，却在“反右倾”运动中挨批撤职，后被遣返，瘐死乡间）。社会学家费孝通偶尔客串一下杂文界，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作出呼吁。没承想，接下来就跟着“反右”运动，于是在人代会议上被指为：“这篇文章，不是费孝通个人抒情之作，而是章罗同盟的一个宣传文件，它的发表是右派知识分子向党进攻的第一炮。”（此系时任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的发言，见《人民日报》1957年7月5日)一顶帽子自是百辩难辞，铁定戴上了。

　　秋风落叶卷走了五十年代杂文的繁荣。一个令人惊讶的小高潮，却在六十年代初期再现：还有资格、资本说三道四的文人墨客少了，报刊延请高级官员命笔开篇竟为一时所尚！当年最具影响的三个杂文专栏——《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长短录》，作者共计6位，除去老资格党内作家孟超、唐弢，其他全是高官：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中共西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张黎群也于1962年4月在《成都晚报》开设《夜谈》杂文专栏（用笔名“张秀嵋”）。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的《不惑集》、内蒙古自治区区委书记处书记胡昭衡（笔名“李欣”）的《老生常谈》，两部杂文集也相继在此时问世。这种景观，显得不正常。因为，保障更多评论家以一个私人身份而非行政职位来判断是非，以不在其位的批评来达到公正，才是健康社会之所为。虽说形单影只，虽说官员杂文家批评的锋芒已经大大衰减，但仍不容于时，后来除去谢老树大根深，其他都遭文革飓风“横扫”而去。

　　直至新时期开始，报刊杂文枯木逢春。舆论监督也重新确立了在共和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民主政治，已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构成内容之一。胡耀邦同志专门批示，为冯英子发表在1981年7月12日《解放日报》上的《要一点移山精神》遭受误读、错批，而施以援手，予以保护。多少“写杂文的”，还竟至走到重要领导岗位上去了。萧乾成为中央文史馆馆长，曾彦修成为人民出版社社长，费孝通竟当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还有晚一辈受冤屈“写杂文的”，如在辽宁日报“戴帽”的杂文家范敬宜当了人民日报总编辑，在长春青年报“戴帽”的杂文家谷长春当了吉林省委副书记。他们的“翻身”，不单纯属于个人，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报刊杂文乃至作者整体境况的翻身。

　　四、自觉承担社会责任

　　“写杂文的”时来运转，也表现在新时期涌现出的较为年轻一辈作者中：米博华成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蒋元明成为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朱铁志成为求是杂志编委，陈小川成为中国青年报副总编……不仅有“升官”的，还有好多“获奖”的。鄢烈山的杂文，对社会弊病洞幽烛隐，鞭辟入里，然而现如今，无须担忧什么“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白居易语）了，他的作品前年荣获全国鲁迅文学奖。

　　“写杂文的”获解放，又表现在作者成分和人数上。记得1985年夏在北戴河开全国杂文会议，发现沿渤海湾一带杂文爱好作者有如泉涌，有的一个县竟来几位。从教师到乡镇职员、工人、销售员，各色人等都在写。“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顾虑是很少的。其中一些佼佼者，迄今仍可到处见其作品。

　　陈旧的传统观念仍在。何满子感慨过：“现状也并非通体透明。非正常手段的阻力不时威胁着杂文”。“这些阻力大都是隐晦的甚至是无形的，为读者所看不见，但实实在在阻碍着正常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判的执行，而这些阻力大抵是出于长官意志或一言堂的遗风”。在一些地方官员的心目中，杂文终究不是“治国安邦”的帮手，而是“制造麻烦”的对手。令人心酸的是看到一篇文章，为一位杂文作者叫屈——那位杂文作者在单位里表现出色，入党申请却迟迟得不到批准，“就暗中探听消息，得知原因是他经常写杂文，‘思想不能与党保持一致，尽是怪话’。听说，说这话的领导知识还蛮丰富，居然还晓得鲁迅，说：‘鲁迅是杂文作者，鲁迅就没有入党嘛。’”

　　正因为存在种种旧观念，存在种种不合理不公平，才有报刊杂文作者驰骋的天地。好在时代不同了，法治旗帜高悬，发挥杂文批评功能就有了神圣的保障。

　　今天，套改韩愈的一句话吧：“明天子在上，杂文家可出而写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