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晚间9时许,郑州市经三路与农业路交叉口向西约200米处路北,一群农民工铺开被褥,围坐在一辆车牌号为“豫U88888”的黑色奥迪A8轿车周围。他们是郑州一家涂料公司的农民工,堵车的目的是为了索要济源隆兴房地产公司拖欠他们12万多元工钱。晚12时,在民警协调下,双方同意由民警先把车开到派出所再协商解决。(《河南商报》1月4日)
车牛车牌也牛,赖账不还的车主更牛。无奈的农民工只能用这种极端的行为维护自己的权益。
其实,我们根本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批评农民工缺少理性,屡屡采取跳楼、服毒、爬塔吊、堵门、堵路等极端手段讨要工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可这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如今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欠钱的是大爷,被欠的是孙子已成为现实。在这次堵车讨要工钱前,包工头多次拎着烟酒同欠债方沟通,可每次都被赶了出来。
可以说,农民工每一次的“非理智”表达都是被迫无奈之后的反抗。而这,恰恰说明,多少年了农民工讨薪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可社会却不能给他们提供一个快捷、有效的利益诉求机制,通俗点讲,就是找不到一个“说理”的地方。
也不要因为有劳动仲裁部门、有法院,就责怪农民工不知道依靠政府、不懂法,不走正常程序、不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维权过程的缓慢,维权成本的高企让农民工望而却步。堵车的农民工几个月没有领到一文的生活费,在刺骨的寒夜中坚守,只喝了一点附近饭馆送来的菜汤,他们哪还有钱缴劳动仲裁费或是诉讼费,甚或财产保全费?而更现实的是,眼看就要过年了,这些程序走下来,这年还过不过?
重庆农妇熊德明通过温家宝总理讨薪其实也是一种“极端”手段,其佳话同样背后折射出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老百姓为这段佳话感动、喝彩,地方官员却不能仅仅也是感动、喝彩,没有实践胡锦涛总书记反复强调的“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行动。这行动就是建立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常效和有效机制,打造一个农民工不欠薪或欠薪后快速讨要通道,而不是平时无作为,年关前“例行”式的“讨薪风暴”。
又到年关,新一轮的讨薪高峰又开始了,明天,不定又会发生怎样的讨要工钱的新闻,而这些新闻是否还是毫无例外地有着“极端”手段?不得而知。
(责任编辑:liuj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