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风波未平,抄袭风波又起。日前,受到各界关注的新版《西游记》被指出人物形象并非原创,而是抄袭香港漫画家黄玉郎的代表作《大圣王》。对此张纪中予以坚决否认。(10月11日重庆晚报)
依老张以往的强硬,这半路杀出的程咬金,是不会让这位以”大胡子“著称的制片人改弦更张的。
在生杀予夺在手的“王”的面前,名著们不过是拿来消遣的佳丽。《霓裳羽衣舞》还是《玉树后庭花》,则完全要视“王”的兴致而定——看客们是没有发言权的。不但如此,傲慢的“王”们还没有性子和“佳丽”们“调情”(也许是懒的学,也许是学不会) ,直把一场“月朦胧鸟朦胧”的缠绵变成了单刀直入的三级片。
当现代人无力超越前人已经树立起的高峰,对名著另起炉灶的解读就成了司空见惯的终南捷径。在反启蒙、去中心、多元共生的后现代主义的蛊惑下,对名著的所谓颠覆性思考,成了某些假与时俱进之名,行浇自己心中块垒之实的最好路径。于是,诸如《太阳照常升起》,除了表达姜文自己对故去的敬意,只能让我们看得目瞪口呆。
这种把小我的方法论,变成大众的世界观的做法,居然成了快餐文化世界里最亮的一道风景线。他们当中的领军人物于丹,以口吐莲花般的谈玄,把一部《论语》变成了“取上将人头如探囊取物”的丈八蛇矛;把一本自己的读书笔记也变成了蔚为大观的人生经典。
和名著“调情”的第一要义,就是要理解对方的“心思”,尊重对方的“选择”。否则,一味的蛮干,只能把两情相悦的唯美变成一厢情愿的烹鹤焚琴。比如,林妹妹染了一头紫发、孙二娘喜欢上了武松的漫画版的名著。
名著之所以为名著,是因为当中的人物命运并不是可以随便更改的,那只能是一种水到渠成的设定。梅塞德斯在回忆《百年孤独》时写道:马尔克斯写完让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死掉的那章,浑身哆哆嗦嗦地走上三楼,一头倒在床上,整整哭了两个钟头——上校死了!
而娱乐至死时代对名著的颠覆性的频繁使用,除了为赋新词的词穷,更多的是对人文精神的放弃。毕竟,在收视(听)至上的名利场里,视(听)觉的官能性感受成了“王”们能拿出手的、最好的玫瑰花,如果名利和颠覆只是一对藕断丝连的欢喜冤家,那么,又何妨让名著们再作冯妇?
只是可惜了名著们,完全没有红色经典们的好远,只能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的让“黑旋风”们霸王硬上弓。而颠覆之后骨子里人文精神的缺乏,只会“纵使消费发达,物品丰茂,也不能算是文明社会,而且最终必将衰败下去”(王元化)
而这,又不仅只是名著们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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