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八戒：混世主义者的福乐偶像

　　

（作者系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猪八戒这个被天国贬黜的小神，却成为都市众生所膜拜的大神。这也是现代都市生活中的享乐主义文化兴盛的征兆。这一代人既无做孙悟空式的盖世英雄的雄心，也不肯做沙僧式的诚实、勤劳、忍辱负重的底层劳动者，当然更没有唐三藏式的对信念的执著和普度众生的胸怀。他们的全部人生理想，就是做一头在泥淖中快乐地打滚的肥猪。

    对经典文艺作品的颠覆性的改写或戏谑性的演绎，成为一种文化风尚。

而《西游记》这部神话故事，则又是最常被改编的经典原著。在小说《西游记》中，猪八戒基本上是一个被贬损的形象。吴承恩根据一般意义上的猪的形象来塑造猪八戒。这个曾经在天庭里逍遥自在的天蓬元帅，因为好色而被贬黜到凡尘，投胎为猪。在他身上，集中了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猪的品质：愚顽庸俗、目光短浅、好吃懒做、自私自利，纵有些许巧智，也是一些可笑的下里巴人式的狡黠。无论是与孙悟空的机敏智慧、勇猛无畏相比，还是与沙僧的忠诚虔敬、克己无私和任劳任怨相比，猪八戒在各方面都不足挂齿，也很难称得上是一个道德楷模。

    近年来，消费主义的文化生产机器对这头著名的猪投以热切的关注。电视连续剧《春光灿烂猪八戒》、《喜气洋洋猪八戒》、《福星高照猪八戒》等，即是由《西游记》故事衍生出来的系列影视作品，并且保有较高的收视率。这些作品均以猪八戒为主角。猪八戒这个喜剧性的形象，在这些电视剧里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电视媒体营造着全新的世俗文化的神话。这些新的神话不仅从外观上和情节上改造了小说《西游记》，而且重置了古典神话的价值尺度。猪八戒被改造为乐观、开朗、可爱的形象，其品质被赋予了“春光灿烂”、“喜气洋洋”、“福星高照”的属性。孙悟空意味着责任，唐三藏意味着信念，沙僧意味着勤勉。这些价值内容，在今天的生活中，越来越变成一种沉重的负荷。而猪八戒意味着欲望和自我满足。猪八戒以他福态的体形和乐呵呵的笑容，向世人承诺着现世的福祉。毫无疑问，对猪八戒的肯定，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现代都市人对个人欲望的关注和尊重。但这一价值的重置，却是以对孙悟空、唐三藏、沙僧所代表的价值的淡忘、贬低，乃至摈弃为代价的。

    以付出这些代价而赢得猪八戒式的自我满足，是否值得？它将会有怎样的文化后果？现在还无法作出一个简单的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猪性”已经深深渗透到新生代都市人的灵魂当中。作为佐证的是另一种类型的“猪图腾”崇拜。作家王小波在一则关于“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的寓言中，宣扬了一种“无视对生活的设置”，听从内在律令，执著追求自身价值的生活信念。这种特立独行的精神宣言，在当下一帮自称“王小波门下走狗”的人士那里，被改造成一种自我陶醉的“猪猡哲学”。他们抛弃了“特立独行”，留下了“猪”，用油嘴滑舌代替幽默，用插科打诨代替反讽，用拉帮结派代替特立独行，用自以为是代替思考。在那个早已抽身离去的特立独行者身后，留下的是在欲望的泥淖中幸福地打滚的猪群。

    在生存压力越来越大的今天，扮嫩、发嗲、撒娇、装痴，是所谓“E一代”都市人精神减压和自我抚慰的基本手段，这一点在这些电视剧中的猪八戒那里，都能找得到。能多吃，多睡，无忧无虑，而且还常有艳福，已经是都市普通人所追求的人生目标。在当下的文化语境里，这个看上去弱智、低能、庸俗，但却是快乐、喜庆、福气的猪八戒，成为公众喜爱和追捧的对象，甚至被看作都市白领女性择偶的标准对象。在《福星高照猪八戒》中，猪八戒以人的形象出现，圆圆的光头只在脑后留着一小撮辫子，辫子的尾部还装饰了几朵粉红的花。小眼睛，红扑扑的脸蛋，走路蹦蹦跳跳，说话奶声奶气，活脱脱画出了一幅当下职员、学生阶层的理想肖像。

    猪八戒这个被天国贬黜的小神，却成为都市众生所膜拜的大神。这也是现代都市生活中的享乐主义文化兴盛的征兆。这一代人既无做孙悟空式的盖世英雄的雄心，也不肯做沙僧式的诚实、勤劳、忍辱负重的底层劳动者，当然更没有唐三藏式的对信念的执著和普度众生的胸怀。他们的全部人生理想，就是做一头在泥淖中快乐地打滚的肥猪。“春光灿烂”、“喜气洋洋”、“福星高照”的猪八戒，就是这些精神犬儒们的生活梦想的高清晰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