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当成为法律上的权利

　　最近上海那篇揭露父亲贪污逃跑的“贪官作文”成为了舆论焦点，且不论“贪官作文”该不该得高分，但由此引发的话题却极有意义。因为类似的事件层出不穷，前不久，一位女生赴中纪委告所谓“包二奶”的父亲，就引发一场官司。

　　从现行法律来看，法律是鼓励“太义灭亲”的，任何时候，个人都不能因为亲属关系而隐瞒案情。但我们的老祖宗不这么看。孔子认为，父亲为儿子隐瞒犯罪事实，儿子为父亲隐瞒犯罪事实，这就是正直，这是“亲亲相隐”的渊源。汉宣帝地节四年下诏：“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延尉以闻”，从此，亲属之间有罪应当互相隐瞒的“亲亲相隐”司法原则正式进入刑律。后世的刑律如《唐律》、《大明律》都有类似的规定。如在汉代，儿子若向官府告发父亲的罪行，官府将以“不孝”罪对儿子处以重刑。

　　无独有偶，在西方许多国家也有类似“亲亲相隐”的规定，他们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亲属间的作证特权。如1988年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199条规定：被告人的近亲属，有收养关系、同居者、已分居的配偶没有义务作证；1994年法国《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以下人员有权拒绝作证：被指控人的订婚人、被指控人的配偶，即使婚姻关系已不再存在、与被指控人现在或曾经是直系亲属或者直系姻亲，现在或者曾经在旁系三亲等内有血缘关系或者在二亲等内有姻亲关系的人员。

　　“亲亲相隐”原则与亲属作证特权，并非是一些人简单地指责为“封建糟粕”，其实有其深厚的人性和法理基础的。从人性的角度讲，亲情是一种最根本的人的情感，是人之依存于社会的起点，因此，从伦理学上讲，尊重人性，就要尊重其对于亲属的偏爱，甚至这种偏爱在特定事件中对于社会并非有利。法律的价值是多元的，正义、平等、安全、秩序、效率都是法律的价值，对于诸多价值，立法与司法者在一定情势下当然有所偏重，但决非可以为某一价值完全将其他价值抛弃。法律最终是要体现对人的终极关怀，就不应当强迫一个人去做违背伦理的事情。为了某一价值的实现无限度地侵犯其他价值，那至少不是一个良法。如果说法律要实现安全的价值——追诉犯罪的需要，强迫人人互相揭发，不必考虑亲情，不必遵守职业秘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便将荡然无存，社会就毫无秩序可言，这样的法给人带来的只能是恐怖。亲属之间的作证特权即使会带来查明真相的困难，但为了维护更重要的利益——每个公民的法律安全与亲人之间信任为基础的秩序，我们也应当忍受这种非正义。

　　今天，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要在法治的框架下确立一种动态的和谐，就有必要借鉴“亲亲相隐”原则合理部分和国外亲属作证特权的规定，赋予亲属之间作证的特权：当直系亲属犯罪时，知晓案情的公民有权拒绝作证；不过，这种特权是一种权利而非义务，如果公民认为放弃这种特权更有利时，当然也可以向司法机关作证。

　　（作者系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处副处长、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