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I能否作为货币政策标准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CPI(消费者物价指数)为3.4%，是26个月以来的新高，也是连续第二个月突破央行定下通胀3%的警戒线。

　　这一指数与近一阶段食品等价格高涨的感觉相符，使市场加息预期高涨。不过，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昨日表示，5月份CPI中食品类价格上涨了8.3%，但CPI指数上涨3.4%，并不是太高。

结论是，近期加不加息和物价上涨有联系，但不是必然联系。除了居民消费价格走势外，同时还要考虑很多其他因素。以前物价很低的时候，如去年CPI只有1.5%，央行也加过息。

　　这位副司长的话无形中将围绕CPI的争论告白于天下：近年来关于CPI的权重能否反映中国经济生活的变化一直受到质疑，因此是否能够担当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参照系的重任，是一个问题。

　　与周望军先生的表述相反，对CPI的常见指责是低估了中国的物价涨幅，其选取的消费品权重滞后于现实生活。20多年前制定的基础统计标准数十年如一日，即便调整也是微乎其微。屡为人诟病的包括CPI篮子物品食品类权重高达三分之一，而国内居民目前最大的消费支出中，教育消费、医疗保健消费、住房消费、通讯与交通消费，其价格变化或者只占很小的比重，甚至不能在CPI数据中反映出来，居住和医疗仅为14.5%、11%，房地产等未被纳入CPI。因此，粮食食品价格大涨则会表现为CPI指数的上升，5月CPI上升，食品价格上涨应占首功。

　　有人将滞后的CPI数据称为农耕时代的数据，刻薄的评价反映出一个事实，即我国的CPI数据是以前工业化时代、前资本时代的消费作为衡量基准的，以这样一个标准即便挪到当下的农村社会也未必合适。

　　事实上，统计部分不仅需要对CPI的编制作出重大改变，如美国一样每两年调整CPI的权重，鉴于我国消费水准相差悬殊的特殊情况，还应该将城市与农村的消费分别编制，才能掌握不同消费层级的真实情况，对中国经济作出整体判断。

　　CPI编制不接掌的后果就是，将一国最重要的经济数据CPI推到十分尴尬的境地。首先是遭遇严重的信任危机，这不仅来自民间，还来自官方。发改委副司长的表态已经说明了这一点，CPI与货币政策的相关性越来越少，或者不如说，在很多情况下央行以自己的数据观测作为利率变化的标准。

　　有学者指出，剔除能源价格与食品价格的影响，我国的核心通胀指数从2003年以来只有微量上升。这种说法同样值得商榷，把篮子里最重要的物品剔除了，篮子的内容就十分空虚，以一只少数没有典型性的物品的空虚之篮来判断我国的通胀情况同样不靠谱。篮子无效这一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小范围的修修补补，或者是根据篮子物品得出的结论，都会离题万里，让人哭笑不得。

　　更重要的是，CPI的数据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等重要统计数据互相-牾，两个相辅相承的数据一高一低互相背离，不管CPI数据是高是低，PPI数据一直在低位徘徊，就好像中国经济被拦腰一刀，硬生生隔断。这种情况说明中国经济上下游传导性极差，下游恶性竞争、产能过剩迟迟无法缓解。央行在此陷入两难悖论：如果加息则会加剧上下游行业融资成本的不公平，如果不加则对民生问题造成严重困扰。看一步走一步成为决策常态，花了大力气编制的经济数据成为“虚耗人力”的绣花之举。

　　如果CPI编制不进行与时俱进的变革，将会带来不必要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