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所作的一项《中国当前的发展和民生问题》报告显示,中国经济在进入超周期的高速增长后,居民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收入增加而增加满意度,相反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自己进入中下层。2006年中国约有53.6%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下层,这个数字比例分别比2003年上升了2.6、9.9个百分点。
不同于改革初期经济发展带来的“普惠性”,近年来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让居民感受到社会状况的改善——导致的结果不仅低收入人群不满意,中上层群体也开始不满意了。月入5000元以上的都市白领,因为房贷、赡养老人、养育子女的压力比较大,可能也会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
一般认为,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民生问题上陷入困境,是当前居民普遍“感觉中下”的原因所在。有专家就指出,关键的问题可能还在于通过立法,加快民生问题的解决过程。然而,试问一句,现有的法律还少吗?有更多的人寄希望于政府部门在民生问题上自上向下的权力自觉,这当然是合乎常理的。但在我看来,追求利益的能力与权利的失衡,才是不同利益群体感觉自身乏力的根本原因。
一个很有启发的证据就是:在调查哪些人受益最多的问卷中,10年来城乡居民首次认为是国家干部这个群体,这与前几年私营企业业主被认为受益最多的调查结论大不一样。——而国家干部正是今天这个社会在各种分配中追求利益最大、权利运用最充分的群体。每一次改革,都会在这种能力下朝向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可见,社会博弈能力强,是保证社会受益的关键所在。相反,由于享受的权利远远不够,多数居民在追求自身利益方面显得毫无能力:工资被压得很低无博弈能力、劳动权益受到侵害敢怒不敢言、孩子上学面对高收费没有说话权、到了医院被要求不断掏钱只能逆来顺受、水电气各种生活用品说涨就涨只能无奈掏钱……中国大多数人在受益与支出方面自己是没有多少发言权的,这与名人、富人、官人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因为权利的匮乏,在因为生病或其他原因负担加大的时候,就非常容易产生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的自卑感觉——这种危机造就的是生存的恐惧。
今日中国的发展,已经不能单是靠以往“加快发展”的老办法了,要想继续积聚大家对于改革的共识,光靠GDP的增长与“重视民生”的呼吁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必须敢于在民主制度上有大的进步。通过制度性的安排,令居民在民生问题上有更大的“话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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