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冬梅的悲伤试探着国家的良心

　　艾冬梅，1999年北京国际马拉松赛和大连国际马拉松赛的冠军。近日，为了维持生计，她在北京通州摆起卖杂货小摊，还在网上叫卖自己的16块奖牌（4月8日《成都商报》）。

　　艾冬梅，一个曾经为国家荣誉而拼命奔跑的人，而今成了北京通州一个起早贪黑的杂货小摊贩——她仍然在“奔跑”，只不过这次是为了“维持生计”。

　　或许只有在此时，她才会惊恐地发现一个问题，已然26岁的她，人生竟然才刚刚开始，而一切看起来却是那么不尽如人意——不再年轻、没有钱、没有技术、没有文化、没有工作，以至于求一“糊口”而不可得。

　　那么，此前近10年的奔跑以及所取得的荣誉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艾冬梅用叫卖奖牌的方式暗示了她的不解和痛苦——作为一个曾经以“国家荣誉”为“最高利益”的运动员来说，一旦准备卖掉她一直追逐和引以为傲的东西，可以想象这背后隐藏了多大的无奈和悲伤。不止艾冬梅，在这个当口，我们更看到了郭萍、邹春兰……

　　毋庸讳言，制造悲伤并传播悲伤的不是别的，正是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巨大伤口。在这种体制之下，国家以不容辩驳的权威重用了运动员的体能和精神，而运动员们则为了“国家荣誉”，必须毫无条件地“训练、训练、再训练”，在职业生涯内一遍遍地重复同一个动作，而“生活在别处”。

　　这或许也无可厚非，不管是“社会体制”还是“举国体制”都仅仅是为国争光的方式不同而已。但问题是，既然“举国体制”在客观上造成了运动员正常学习生活的断裂，造成他们除了自己的体育项目之外往往身无长物，国家在其退役之后就负有不可推卸的补偿和帮扶责任，绝不能一推了之。

　　毕竟，不是每一个运动员都能像田亮那样顺利转型为商人和偶像明星，像邓亚萍那样成为体育官员，抑或像伏明霞那样嫁入豪门，从此衣食无忧。更多的人，在走出国家队的大门之后，都将面临重新适应社会，开始新生活的难题。在这个或许漫长的过程中，带着荣誉亦带着伤病、迷茫的人们，亟需国家伸出援助之手，哪怕仅仅只是送他们走出一程。

　　我们提倡“以德治国”，而在我看来，国家的“德行”之一正是不把任何一位公民视作一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临时演员”。目前，或许我们还无法改变“举国体制”，但至少，我们可以使其温情一点、厚道一点，因为这是国家之为国家的“大德”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