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以精神为最上

　　大学不仅生产知识，还影响社会。

　　我认为大学应该是思想库。这么说是因为大学和社会有相对的独立性，大学的任务跟一般决策性研究机构不同。首先，大学思考的是根本性的、基础性的命题，它不求一时一地的得失，不对一时一地的政治及经济得失负责，这只有大学做得到。

第二，大学更讲知识综合，可以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大学的优势在于它有很多很多的专业。很多专业背景不同、利益及趣味也都并不一致的学者聚在一起，思考问题，讨论问题，这点很重要。大学是出大战略、大思想的地方，它不应该只出小计谋。第三，大学怎么影响社会？我认为，大学应该能提出有利于国计民生，而且能影响一个时代的大的命题。

　　之所以谈“思想库”，那是因为社会对大学有这样的期待——大学应该深刻地介入并影响社会发展进程。

　　我国的大学在办学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在拼命争硕士点、博士点，并以这作为评判大学优劣的标准。好不容易争到手，领导面子固然好看，可教学质量不升反降。为什么？原本用在本科教学的资源，被挪用来培养很可能不合格、或者学非所用的硕士、博士。这是被评比逼出来的。领导要政绩，成果必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于是有多少博士点硕士点、有多少重点学科或研究基地，便成了硬指标。

　　其实，大学发展应该多元化，有以学理研究为中心的，有以技能训练为中心的；有以本科教学为中心的，也有以研究院为中心的，一定要分开。不同类别的大学，应该有各自不同的发展路径与评判标准。即使北大、清华是全国最好的大学，你也不能把全国的大学都办成北大、清华；都变成北大、清华了，那你很快就会发现，缺少另一方面的专门人才。

　　我看过一些文章，从科研经费、学科排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等方面来判定谁是世界一流大学。按这种标准，第三世界国家永远没有一流大学，因为钱不够。我有一个想法，所谓“世界一流”，除一些必要的硬指标外，还得看其对本国、本民族社会进程影响的程度及贡献，这应该也是一个重要标准。

　　我认为大学办得好不好，关键在于有没有个性。在我看来，大学最是应该千姿百态。考虑到这一点，不仅北大、清华不足法，哈佛、牛津也不足法，没有一个“标准大学”，更不存在中国大学全都必须追摹的“榜样”。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办现代大学，一开始学日本、学德国、学美国，再转而学苏联，现在又回过头来学美国，言必称哈佛、斯坦福。学是应该的，但必须记得以下两点：第一，大学要接土气；第二，大学要千姿百态。在我看来，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找到属于自己的位子与路向，比什么都重要。

　　1919年蔡元培先生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一般人可能会注重思想自由，我却更看重兼容并包。为什么呢？借用英国哲学家伊赛尔伯林的概念，前者是积极的自由，后者是消极的自由。思想自由是对自我而言，用中国传统的说法是有所为；兼容并包是指对待他人，要有所不为。消极自由的意思，是保证你说话的权利，保证各种学说并存，让它们自由竞争，自由发展，谁赢得民心，谁就是胜利者。大学生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应该给他们选择的机会。从这个角度说，“兼容并包”是一种制度性的保证，比个人的思想自由更为可贵。

　　蔡元培先生主张“兼容并包”，并非放弃选择的权利，也不等于没有倾向性。他的总体倾向是求新、向上。在我看来，兼容并包是和大学的本义是一致的。它接近大学最本质的东西，便是将追求科学知识和精神生活的人聚集在一起，以便于共同研究。不只师生之间如切如磋的“论道”，同学间无时不在的精神交往，也是“大学”题中应有之义。

　　现在中国的大学，“大师”难得一见，“大楼”却都很辉煌。总的感觉是，目前中国的大学太实际了，没有超越职业训练的想象力。大学缺乏的也许正是一种“精神”。况且我不相信有凝定不变的大学精神。如果说真有“北大精神”、“清华精神”的话，那也是经由一代代师生的努力，而逐渐积累起来的。只要大学存在，她就永远只能是一个未完成时——有大致的发展方向，但更需要一代代人的添砖加瓦；而后人的努力，必定对原有的方向有所修正。所以，我更愿意说大学传统，她比大学精神更实在些，也更好把握。而且，一说传统，大家都明白，那是在培育过程中的，是没有定型的，还在不断发展。

　　记得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这样开篇的：“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请允许我套用：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有精神，则自成气象，自有人才。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