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的真相

　　日本196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395美元，1961年开始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8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7142美元，一跃而超过美国。

　　中国改革开放也30年了，生产了占美国30%的消费品，但工资水平仅为美国的4%。

　　究其原因，如果仅从经济结构来说，中国经济至今没有建立起发达经济体所绝对必须的——以兼顾劳资双方共同利益为特征的共享经济体，资本和权力部门利益被最大化，劳动者的利益诉求被忽略。

　　一个显著的表现是，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没有随着GDP的增长比例而增长。因此，社会生产力与消费水平发生巨大反差，劳动与资本所发生的结构性失衡，已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发达之前

　　事实上，生产过剩、内需不足的矛盾不是始于今天，上世纪90年代就是宏观调控的重点，当时的扩大内需，没有将调节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进而将提高劳动者的分配比例作为目标，结果是，过剩的产品竞相依赖出口，生产发展的内在张力被无形地耗损，已有的国民福利被进一步输出，表面上看换来了大把美元纸钞，却是用发行人民币的方式买单，以至形成今天对经济发展造成冲击的 “流动性过剩”。

　　其实，早期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是“日益扩大的社会生产力与不断萎缩的社会消费之间的矛盾”。资本的利益机制就在于以最小的劳动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在这个过程当中，劳动者的工资被不断压缩，消费市场相对缩小。

　　西方国家在二战后开始认识到，没有劳动者利益与资本利益的同歩增长，社会生产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于是给资本主义国家提出了一个二选一的问卷：是选择经济危机呢？还是通过劳动者与资本利益共享的方式实现更好的市场经济？

　　西方国家选择了后者。劳动者的工资增长和社会福利保障都通过法律法令固定下来，劳工维权组织具有了法律地位，并以此保证了全社会的消费水平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如此一来，形成了你看到的当今发达国家这个群体的模样。

　　如此观之，当今的经济发达国家之蝶，也曾以早期血腥资本主义国家为蛹。目前来看，是否能有效解决劳资分配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实际上决定着中国化蛹为蝶的时间表。

　　我国经过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社会生产力已有很大的发展，社会的生产能力也获得空前的提高。不可回避的是，至今仍然未建立起有效的劳动者利益保障机制，而诸如劳动者利益表达机制也是缺失的。近30年来，内、外资生产企业年产值平均增长超过10%，而劳动者年工资增长率仅为1%~3%(除某些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外)。制度严重向资本倾斜，普通劳动者并没有分享生产发展的成果。在这种体制下的生产力不可能获得充分发展。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要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必须要过这道“坎”。

　　很显然，建立劳动与资本共享的经济体是发达国家的基本前提，而这一前提是充分发挥人民民主制度的作用。为什么有执政为民的理念却仍然没能构建劳动与资本共享的经济体？主要原因就在于，任何一个社会阶层都不可能自动地放弃既得利益，当权力与资本结盟后，最高决策层的号召都会显得无能为力。何况，国家的决策、监督与管理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当基本制度缺失时，个人的作用十分有限。

　　因此，我们就可以对下面的现象作出解释：国企改革总是以牺牲职工利益的产权向资本方送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潜规则如此通行；对劳动者有利的政策制定总是阻力重重并在执行中走样；地方官员为了政绩与房地产开发商共同拉抬房价博取利益；经济适用房政策最终形有为无；共和国总理为民工讨工资所显示的民工维权制度缺失等等。

　　多数人的选票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强制手段，原因很简单，世界经验证明，没有比建立一个劳动者利益表达机制更好的手段了。弃此手段不用，根本无法制衡渗透社会各个层面的占绝对优势地位的强大的资本和权力资本的力量。当前社会上出现的反民主的呼声，其实质也就是已获得话语权的强大资本方面为维护既得利益的一种本能反应。这个时候，我们该温习一下邓小平曾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

　　成本上升之后

　　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的改革只能成功，但目前的诸多问题也藏在深处，而有些问题看起来非常有逻辑。比如，当下一种很流行的主流经济学观点是“劳动力成本一旦上升，企业利润受到影响甚至破产，最终会减少农民工的就业机会”，因此，“提高工资危险”！

　　这是一种违反经济学常识的观点。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好像是有这么回事，但从宏观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是谬论。原因很简单，社会生产了产品，也必须要生产出消费这个产品的市场，劳动者的工资不相应提高，部分产品价值当然不能被实现，简单生产都不能维持，更谈不上扩大再生产。

　　相反，在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前提下，提高工人工资，就等于产品市场的扩大，产品的价值实现也就变得顺利无阻，这个时候生产仅受制于资源和消费极限的限制，如此一来，国家不富都难。

　　日本的经济发展就证明了这个原理：日本1960年12月27日通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0年至1970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350%，国民收入增长率为340%。国民生产与国民收入的同步增长，于是有了经济高速发展。

　　相反，如果没有同步的国民消费增长，不可能有高速的经济增长。如果劳动者工资不提高，国内自身的消费市场不可能扩大，产品只有出口和改为投资消费。如果需要等同的进口，这个出口或许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等同的进口需求，出口换回来的只是一些不断贬值的货币符号。投资需求也是有限度的，没有市场支持的投资过多，必然引发经济危机。

　　实际上经济危机已经在我国发生了，不过已经不是传统的形式了。新形式的经济危机叫“流动性过剩”。

　　本来产品过剩，国内没有市场已经形成经济危机，但现在可以通过“竞次”的方式出口，企业用进一步压低成本的方式参与“竞次”，以几乎白送的产品大量地向国际市场上倾销，大量的产品“竞次”，国民福利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使劳动者分配条件进一步恶化。而国家适应资本利益的需要，出口换来的外汇则由央行完全买单，巨额的基础货币发行形成冲击国内经济并不需要的“流动性过剩”。因此，“流动性过剩”是经济危机在我国特定条件下表现的新形式。

　　现在，不少地方政府都是将低工资制作为扩大就业的手段，这种做法从国家级层面来说是十分错误的。假设一个产业工人获得10个单位的工资，那么它只能够从农民手中交换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也就是说他只能养活农民而已。如果该产业工人获得100个单位的工资，他还可以将每日三餐都交给社会，如吃住、娱乐、旅游等等，将带动整个服务行业成倍数地增长。

　　产业工人工资的提高对社会服务行业的带动作用和对就业的放大作用，对经济学者来说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只是因为“提高工资危险”论者是资本方代言人，为了资本利益掩盖这个早已被证明了的事实而已。

　　何为有效的回应？

　　现在可以这样说，生产能力过剩、内需不足的本质是资本利益最大化而导致劳动者利益严重缺失的结果，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极大障碍。仅用利率、汇率、准备金率、假日经济等调控手段，并不能针对当下中国的现实作出完全有效的回应。

　　也许，至少以下四个药方具有对症之效。其一，采取劳动与资本兼顾中劳动优先的制度性安排，建立劳动与资本共享的经济体。行政命令不可能直接干涉企业法人的分配行为，而有法律保障的劳工权利、维权组织却可使劳工在与资本的利益博弈中获胜。

　　其二，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我国现实的产能已经为国民收入倍增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只有实行国民收入倍增，特别是产业工人的收入倍增，才能迅速解决我国经济中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的问题。同时通过提高公务人员、产业工人工资，带动第三产业倍数发展，使国家经济突破瓶颈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其三，提升产业结构，保护环境、资源。在现已有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环境、资源已经构成了对国家财富的瓶颈。应在提升产业结构的前提下更为果断地结束有损国家资源的“竞次”的出口行为，确实地保护国家的环境、资源，事实上，中央政府在这方面已经初步表现出决心。

　　其四，房地产行业是决定国家能否迅速成为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应毫不犹豫地沿用发达国家的由政府主导公房开发的成功经验，80%的居民住房通过政府公房开发公司用成本房价解决。事实上，这个过程不需要国家财政掏一分钱，但由此却可以产生巨大的生产与消费能力，并带动整个建筑相关行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