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被富婆包养来实现写作理想的湖南诗人黄辉,最近得到了一名重庆富婆级女作家红艳的青睐。红艳表示会和该诗人签订一年的“包养”协议,但她同时强调,她所指的“包养”不存在肉体上的交易,其实就是资助黄辉。她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敏感词汇,唤起社会对文化人的关注。
“富婆”、“包养”、“诗人”,三个惹人眼球的词语无疑构成了一个颇堪成为“话题”的事件。但细一辨析,不难发现事情的真相:红艳“包养”黄辉,不过是诗人(作家)之间出于惺惺相惜的资助,两个同样钟爱文学的年轻人,女作家红艳愿意帮助穷诗人黄辉度过物质困窘时期,缘何就变成了“富婆包养”呢?
按报道中的说法,红艳既有富婆身份,又是一名作家。她除了自己经营公司外,还曾发表长篇小说《商海迷情》,系重庆知名女作家。毫无疑问,令红艳产生资助黄辉愿望的、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自己的财富,而是出于对诗人身份的认同。
诗人(作家)之间的帮助,被解读成颇为引人注目的“富婆包养”,除去媒体追求“卖点”的动机之外,无疑也暴露出文化人在市场经济漩涡中的生存窘境。黄辉早在去年11月就通过媒体表达了渴望被“包养”的愿望,但到红艳出现前一直无人问津。如果没有怀有共同文学梦想的红艳解囊相助,黄辉无疑会因物质上的极端困窘依旧一筹莫展。由此,我们不难窥见一个贫穷的文学痴迷者在当下语境中的艰难遭遇,并见微知著地联想到,置身于疯狂涌过的物质狂潮,一个尚未闯出名气的文化人除了自救之外,实际上很难得到资本的怜悯。
红艳和黄辉都是作家,因为有钱,红艳成为富婆;因为无钱,黄辉沦为“纯诗人”。这种社会角色定位的差异足以说明,在以金钱物质论英雄的时代,文学已经不再是大众仰望的光环。一个一文不名却固执追求精神家园的文化人不仅很难成为崇敬的对象,甚至难以成为施舍的对象。
任何人渴望被包养,都折射出猥琐的人格,都是精神上的侏儒。从这个意义上说,黄辉“献身”文学而出卖自己的举动无论是自我炒作还是出于诚意,都缺乏可赞赏之处。不过,在一个纯文学越来越失去大众关注和支持的时代,愿意资助贫穷诗人的举动,却闪耀着人文的光辉。穷诗人黄辉遇上物质富足的女作家红艳,是佳话,也是运气。但需要明白的是,红艳资助黄辉,却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纯文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艰难处境。
(责任编辑:李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