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想要什么样的世界

　　“中国想要什么样的世界”——这一显然比“世界想要什么样的中国”谦卑得多的发问，命名了1月下旬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一场专题讨论。这个全球最具规模的“大人物清谈俱乐部”年度盛会，今年选择“权力方程式的变迁”为总主题。

在与会者列出的林林总总的权力方程式及其演化的轨迹中，“中国”两个字不绝于耳：全球经济不平衡的成因与去向，各国央行能否及怎样化解也许会到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朝鲜及伊朗核问题的由来与对策，援助非洲的正道与歧途，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协调及其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如何划定未来的义务，重启WTO多哈回合谈判的必要与艰难……每一个话题，每一场讨论，“中国”二字在全球权力方程式中的分量越来越重。所有这些议题，没有中国的参与，已经不可想象。

　　美国前财政部长罗伯特萨默斯甚至宣称，过去以美国为火车头、欧洲为中心的时代正在转变；未来25年，世界的权力中心会转移到中国，还有印度。这种声音并非闻所未闻，但的确激起了强烈的共鸣。

　　来自中国的一些发言者在这一氛围中显出固有的谨慎。在表达了对于世界的善意以及对和平与发展的最大期待之后，他们以谦卑回应谦卑：不，权力方程式并未真正发生从西方到东方，特别是到中国的倾斜；是的，中国当前更关注处理内部发展平衡问题，寻求可持续发展之路，既无意、也没有能力成为在军事、政治和外交上发挥巨大影响的全球力量；同样的，对于中国在各个国际议题中的参与及责任，也要放在它仍是发展中国家这一现实背景中来衡量。

　　在达沃斯发生的，其实是各国精英心情放松时的友好辩难而已，却折射了一种越来越无法回避的观念冲突。在西方世界的语境中，这一观念曾表现为改革开放之初，战略家们曾就中国开放国门加入国际体系是否包含“阴暗目的”的争论，也重现于上世纪90年代以后十余年间，就中国是否为国际体系“搭便车者”的学术讨论；在2004年中国“崛起”成为关键词以来，它获得了更多的内涵：中国已经成为崛起中大国，应当成为国际秩序“负责任的利害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

　　“负责任的利害相关者”一词，当然并非出自前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个人的判断；它可以肯定地是代表了美国政府的立场，并迅速在美欧为代表的西方世界获得广泛认同。一方面，它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承认中国可以在重大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它开出了两个隐含的条件或是希望：中国不挑战现有国际秩序；中国作为大国应在更多议题上发挥作用，承担更多的责任与义务，而不是“选择性地承担责任”。

　　中国的自我认知，与此既有交集又有较大差别。中国积极倡导建设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致力于创造经济高速平稳增长所需要的和平环境，目标坚定不移，努力耕耘多年。中国因素已经成为牵动国际关系格局演变的要素之一，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持续提升。随着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的国际利益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延伸。主要大国进一步调整对中国的政策，与中国积极接触的意愿增强。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在周边的区域合作中更加活跃，在处理热点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昭然。

　　但是，以中国指导涉外事务有年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八字真言，透视“负责任的利害相关者”之说，则又不免于疑虑。在承认这说明西方国家承认中国发展成就的同时，也有看法担心，鼓吹“中国责任论”也有转嫁矛盾，将中国纳入符合西方利益轨道的企图。

　　事实上，描述中国兴起的关键词，从“崛起”到“和平崛起”，最终引人注目地过渡到今日官方所通用的温和的“和平发展”一词，传达出中国在涉外事务上的低调和现实主义风格近期不会有大调整的信号。未来的原则，仍然是以八字方针为基础，在不涉及核心重大利益的问题上有所不为，在涉及核心重大利益的问题上有所作为。但八字方针也会受到与前不同的全新挑战。如果说以前的挑战主要来自地缘政治、安全与外交领域，那么，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讨论上看，中国在全球化日益加速的国际环境中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对“核心重大利益”的定义有待不断拓展。比如说，五年前，谁会想得到气候变化有可能成为美国下一届总统大选的重要议题，又有可能引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排放大国的全球性博弈？

　　风物长宜放眼量。其实，与“国际秩序的利害相关者”一词相对，还有一个正当的问题：哪一个国际秩序？国际社会正在面临的新挑战及应对这些挑战的努力，有可能塑造新的国际秩序。受益于全球化至深的中国，或有可能成为新秩序的制定者之一，以和平发展的诉求参与塑造新世界。这可能亦为中国的良机。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