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报道，广州白领大部分希望建立城市准入制度，限制那些“素质不高”的人进入城市。此前，北京也有人提出过类似的建议。

　　这让我想起二十年前一位朋友说的话：“要了解中国社会的规则，看看挤公共汽车就明白。没挤上的，扒着车门死活不让关，可是自己刚刚挤进门，就扯着嗓子对司机喊关门。”如今这种挤车的事情也许不那么常见了，但是这套规矩却应用到了其他的地方。看媒体的报道，几位要求建立准入制度的白领，自己就是外来人员，刚刚有了身份，现在则马上喊着要关门了。

　　不错，外来人员确实带来许多治安的问题。但是，把他们隔离在城市之外是解决的办法吗？这种准入制度，又将如何执行呢？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世界工业化过程，看看准入制度是否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领袖，伦敦也最先要应付大量从农村涌入的剩余人口。当时，许多刚刚来到工厂的农民，根本无法适应工业化的节奏，有些人找不到工作，最后流落街头，乞讨，酗酒，甚至犯罪。对此，当时的英国政府采取高压政策，警察把游手好闲之徒逮捕，甚至在前额上烙一个印，标明是问题人物。最后，犯人被集体输出到大洋洲，创造了澳大利亚。当然，还有一些人作为契约奴隶运往北美殖民地。但是这并没有解决治安问题，英国的社会矛盾依然尖锐。

　　相反，在充斥了“不法分子”的澳大利亚和美洲殖民地，治安倒并不是很坏。因为人们到这里有经济机会。契约奴隶服务期满，成了自由人，就可以在新大陆开创自己的事业。我读殖民地时代的美国史，常常看到这样的叙述：一两个旅客深夜在乡村野地出行，甚至妇女也不介意这样的旅行，可见安全还是相当有保证的。

　　不过，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把黑人塑造成一个没有尊严的弱势阶层。结果，如今美国仍然不得不面对黑人的贫困、犯罪等等一系列问题。大城市的黑人区，往往是最大的社会病。

　　二战后日本也经历了城市化进程，而且速度比欧美迅猛得多。但是，农民涌进城市，却没有带来任何治安问题。在日本最大的城市，七八岁的孩子晚上自己乘地铁回家是家常便饭，没有人会为他们担心。为什么？首先，日本战后注意保护农民的利益，农民不受歧视，反而享受补助。第二，农村的基础教育非常好。农民的孩子高中毕业，已经是素质良好的劳工。第三，大企业急剧扩张，常常到一个村子，把一村的高中毕业生连锅端进城里。这些人马上就有了终身的工作和福利，以公司为家。农民不仅没有把城市搞乱，还把乡里乡亲的淳朴人际关系带进城市，真正创造了一个“和谐社会”。

　　面对这些历史经验，我们应该学什么呢？如今没有澳大利亚和北美殖民地那样的边疆，残酷的英国模式已经不适用了。我们是像美国那样，图一时之便在社会内部进行隔离，日后再为之付出高昂的代价；还是像日本那样尊重农民，主动把他们吸收到城市化的进程中来？

　　其实，现在的外来人员之所以带来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社会过去把他们隔离了。改革以前，城市户口农村户口泾渭分明，城乡之间无法流动。改革以后，经济起飞，中国进入了高度城市化的过程，农村人被经济机会吸引到城里，但却受到种种歧视，甚至死亡赔偿也是城里人和农村人两个价。

　　外来人员造成的问题，大多数是我们制度缺陷的反映。比如，农民工被企业雇用时，不仅谈不上日本那种终身的工作和高福利，而且有时工资都拿不到。他们进了城，自然没有当年日本的进城农民那种找到了家的感觉。另外，我们面临这么急剧的城市化，对无家可归者的救济设施却严重不足，人家除了自己上街要饭，还有什么办法？从宏观的经济角度来分析，这些外来人员，其实是中国经济的主动力。中国是一个世界工厂，是个蓝领社会。没有蓝领的制造业繁荣，许多白领的工作也将不复存在。中国经济要往前走，就得继续城市化，大城市就得继续迎接外来人员。准入制度实际上就是隔离制度。这样的制度，不仅不利于经济，而且也不利于社会和谐。

　　解决城市治安问题，不能靠新的隔离制度。相反，城市居民，应该拥抱这些外来人员，让他们觉得宾至如归，让他们觉得城里就是他们自己的社区。当一个人有了社区感时，他就会考虑自己在社区内的尊严和责任。相反，把一个人驱除出社区，则是制造犯罪的最快办法。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