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4日到7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总干事巴拉迪应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邀请访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期望巴拉迪此行有助于加强双方在和平利用核能和防止核武器扩散领域的合作。

　　但巴拉迪访华有些机缘巧合，一是在中美朝三方协商未来恢复六方会谈之后；二是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德国在巴黎就制裁伊朗进行协商期间。因而巴拉迪访华充满弦外之音。

　　其一，展示IAEA的影响力。

　　出生于埃及的巴拉迪自1997年12月执掌IAEA以来，其影响力逐渐进入世人视野，这与巴拉迪的领导力有关，又与IAEA遭遇的考验有关。

　　在巴拉迪任内，先后经历伊拉克、朝鲜和伊朗三次危机，而这些又都与美国有千丝万缕联系。在美国对伊发动大规模袭击之前，巴拉迪确信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反对美国动武从而同美国搞僵。不过这也提升他的国际声望，不仅成功突破美国阻挠实现连任，而且在2005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对于朝核、伊核，巴拉迪依然反对单纯的制裁举措，认为应给予这两国相应的“激励”以阻止其发展核武。问题迁延至今，依然能沿着多边协商轨道行进，除相关大国的努力，也与巴拉迪治下的IAEA的影响力分不开。

　　纵览伊核、朝核现状，中国的态度不仅与巴拉迪合辙，而且在朝核问题上具有特殊发言权。巴拉迪访华，是和平声音的和鸣，温和力量的并轨，巴拉迪能够借力中国将IAEA的影响力提升至新的层次。

　　其二，阻遏东亚可能出现的核武“多米诺骨牌”效应。

　　朝鲜核试之后，国际社会最担心日韩仿效，美国国务卿赖斯和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此前就曾进行相应的安抚和灭火工作。

　　由于中美在东北亚核问题上的主导权，引发日本的失落感，从而在日本国内涌动着是否发展核武的暗潮。虽然日本官方多次表达遵从“无核三原则”，但日本右翼官员的不理智情绪使国际社会对日充满担忧。基于此，巴拉迪在日本京都的研讨会上警告日本不要发展发展核武，要求日应具有“道德责任感”。

　　考虑到巴拉迪访日、访华之后还要到越南和印尼访问，巴拉迪显然是对日、越、印尼三个具有发展核武潜力的国家进行发展核能上的道德引导，以阻遏因朝核引发的核武器扩散。巴拉迪认为：“如果日本要发展核武器，那韩国以及这个区域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最终都可能拥有核武器。”

　　其三，凸显中国外交设计的理性和巧妙。

　　如前所述，巴拉迪借力中国以提高IAEA的影响力。同时，中国也要借助巴拉迪和IAEA提升国际形象和获得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信赖。因而，中国的外交设计非常巧妙和理性:

　　第一，双方加强在核不扩散领域的合作，彰显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第二，加强核能合作，等于获得巴拉迪和IAEA对中国的首肯，有助于消弭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世界对中国核能利用上的杂音。更重要的是有效地化解中国的能源危机，确保中国能源发展的多样化。而且，还为中国和澳大利亚的能源合作解了套，改善了中国的区域外部环境；

　　第三，昭示中国外交视野的新变化，即从内向和谨慎转向开放和自信。尤其是主动就安全问题同大国和有影响的国际组织接触，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绝非是无意义的“外向”而是有针对性的“公关”。

　　这种外交公关的效果非常明显。就中国在解决朝核问题上的影响力，巴拉迪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认为“中国为推动六方会谈起到了领导的作用”。而对于核能利用，巴拉迪表示，长期以来，中国同IAEA保持着紧密合作关系，IAEA支持中国扩大核能源项目。

　　有意思的是，巴拉迪访华很低调，几乎淹没于中东乱局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黯然辞职的消息之中。但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即中国国务委员陈至立6日会见了巴拉迪。而这，并不在本月5日外交部发言人公布的日程之内。这种礼遇，凸显中国同IAEA关系的加强，也似乎预示中国未来将在伊朗核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而这，也是顺理成章之举：

　　一方面，美国总统处境艰难，应对伊朗核问题乏力；另一方面，在欧盟和伊朗谈判多年无果的情势下，欧美合流达成制裁伊朗的共识，这更激化伊朗同西方世界的关系；再者，虽然俄罗斯和中国有“对话”解决伊核问题的共识，但俄罗斯国际影响力日衰，最近又深陷“特工门”事件。

　　对IAEA而言，步调一致、声音合拍的大国唯有中国，而中国又在解决朝核问题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且与伊朗关系友好。因此，巴拉迪访华必欲加深同中国的关系，希望中国发挥更大作用以解开伊朗核问题的死结。

　　来源：光明观察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