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国接近入世保护期终点线之际，各方对GDP增速、出口总量增幅等硬指标的盘点此起彼伏。此时最不应忽视的是，随着开放政策而来的中国市场规则、商业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变革。相比于短期的经济腾飞，后者才能在中国深植下长远发展的根基。依靠计划模式，苏联等国也曾经在重工业上腾飞有术，却最终在市场与民生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WTO总干事拉米给中国入世后的成绩打出A+的高分，贸易对手们也承认中国在开放上确有长足进步。在开放声中，中国成为贸易强国、能源大国、汽车大国、世界制造业中心……仅举物流为例，越来越快捷的物流背后是交通网的成倍增加、电脑配货卫星定位传导等新技术手段的采用，是集装箱运输的世界翘楚地位，是港口与保税区、离岸中心的建设，是政府的窗口式办公以及主要港口的全年无休通关新模式，是商务部与海关审批项目的精减。一个行业是社会之网的节点，生产效率的提高绝不是某个行业的特权。中国带给世界的惊喜正是基于制度、技术与文化提升下的经济增长，如果只是吸引外资数量增加，那与越南、泰国等东南亚诸国的贡献差不了多少——只不过体量更为庞大而已。

　　这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几乎从未以如此开放而平和的心态面向世界。

　　不论是以天朝自居将远洋视作安抚外夷的慷慨送礼之旅，还是在挨打之后甚至只是感觉到开放的风险，就以决绝之态将国门一关了之。当今之世情形完全不同，中国不仅是睁眼看世界，而且国人友邻、内外资本共同进出国门，以第一手的信息参与世界的交流。文化的包容性大大增强，不论是坚定的开放派，还是对开放风险持保留态度的怀疑派，没有人怀疑市场、资本和贸易的作用，也不再视对方如寇仇，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依靠工商业税收、与全球融为一体的现代国家。双方所追究的是，市场的公平要义应该通过什么制度加以更加全面的体现，怎样的制度建设才能强国富民而非掠民自肥，在这样的思想平台上，中国的市场经济才有可能走向长远。与经济增长同步，我们正在经历中国历史上自近代以后的前所未有的大立法时代。

　　当此前所未有的大立法时代，正是基于制度的反思以及市场经济基础的建设让中国获益良多。

　　在WTO过渡期内，我国清理并修订约3000部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政务超市”成为各个城市的新景观；为了兑现中国对WTO的承诺，中国高级官员将外商草拟的“直销法”的文本摆上了自己的办公桌；法治政府的观念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公益与资源行业的垄断从未遭遇今天这样严厉的批判，直至被公民一次次诉诸法律。中国政府主动让渡部分法律主权，在WTO今年初对中国所作的贸易政策审议中，他们列出了200多部主要法律法规，清理哪些法规、如何清理、何时清理，当然，这些都将由中国政府自行决定的。

　　与此相反却能说明中国入世之后软实力尚待增强的例证是，中国在国外遭遇的并购失利等案件，几乎都与中国不够彻底的市场化或者企业的行政色彩有关。如美国国会否决中海油收购尤尼科的理由，第一，国有控股的中海油会损害美国的石油安全；第二，中海油1/3的收购资金来自政府的低息或无息贷款，相当于政府补贴，属不公平竞争。而欧盟不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其针对中国企业设立的5项“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标准中，最核心的是企业独立不受政府部门干预。中国对企业一定程度的行政管制给予了美国与欧盟最好的拒绝借口。

　　由此看来，中国要增加软实力首先要放弃政府对企业的的管制；其次，向所有的企业提供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第三，在大立法的同时，也能进入一个强执法时代，清除与法律相违的法规政策，使我国的知识产权、反不公平竞争法、行政许可法在执行的过程中不受行政权力的干扰。

　　WTO给中国带来的最珍贵的财富是什么？是基于市场基础经济制度建设基础上的软实力的极大加强；后WTO时代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是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等软实力仍然不足。

　　（南方都市报社论）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