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生教授24日在《信息时报》撰文指出，媒体大量报道与评论张钰性录像事件，暴露中国社会转型期看客们的嘴脸。他说，媒体一方面对事件推波助澜，另一方面却作出教训人的姿态，扮演着道德说教的角色。如此表现，可能会使中国的新闻从业者遭到公众的唾弃。他还认为，媒体应充当社会的牧师，不要一边自甘堕落，一边又批评他人的堕落。

　　教授的高论，充分展现了一个有道德者的良知，令人敬佩。只是，他的理论经不住推敲。他一方面要求媒体充当道德卫士，同时又反对将不道德的信息大量报道。那么我想请问，媒体是不是永远只能报道所谓的道德事件，任何花边新闻，或有违道德的事件，都不能涉及，以免污染公众的纯洁？

　　显然，这是一种洁癖的表现。按照传播学的基本理念，新闻报道的功能是向公众披露事实的真相，只要所披露的内容不会危害社会。新闻媒体当不了社会牧师，在新闻媒体的眼里，只有客观事实，没有道德与非道德。所谓的道德与非道德，完全靠读者与观众从新闻事件中感知。媒体不能像法官那样，对事件的是与非进行宣判，它所能做的，就是告诉公众，事情的发生与发生的经过。假如媒体刻意隐瞒新闻事件，那才会真正地遭到公众的唾弃。

　　也许，教授最看不惯的是既报道又批评的媒体作派。我们都承认，媒体有责任引领正确的舆论导向，其实，新闻评论就是发挥这一作用的途径之一。对于张钰事件，新闻报道尽到了告知的义务，新闻评论的介入，则是对新闻性质的解读，两者相辅相成。就像普法工作，树立负面典型，然后批评之，往往比单纯地赞美守法先进的效果要好。对张钰事件的批评，是媒体引导公众对道德的理解，并非媒体自相矛盾、自甘堕落。何况，对新闻的评论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媒体自身说话，而是公众借助媒体表达思想。

　　社会发展的多元化，使公众的文化层次与阅读取向进一步分化。媒体不可能只倾向于报道教授喜欢的东西，而置其他受众的需求于不顾。娱乐新闻是为关注娱乐圈的群体所准备的，不屑一顾的人士，可以绕行至其他新闻版块，总不能认为，娱乐新闻在中国的繁荣景象，是低级趣味在大行其道吧？果真如此的话，教授也难免低俗。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于垃圾信息的处理态度，通常是一删了之。如果张钰事件是垃圾信息，教授完全没有必要对其全程关注，并就此评论一番。

　　很难想象，清一色发布“道德新闻”的媒体会是什么样子；媒体为了避免“污染”公众，而对娱乐圈丑闻与社会各界的负面新闻进行回避，又会是什么样子。或许，教授长期闭门研究道德，以至于对“转型期的看客嘴脸”无法接受。这其实恰恰表明，教授未能适应“转型期”的发展，以为公众都和他一样，只喜欢看道德文章。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