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5日，旷日持久的伊拉克大审判终告一段落，萨达姆因在杜贾尔村案中犯有谋杀和反人类罪，被判处绞刑。世界舆论对此反应不一，但多数人认为他罪有应得。其实，无论对于伊拉克还是对于全世界，萨达姆的生死并不重要。

　　法庭给萨达姆的定性是反人类罪。有了如此严重的罪名，判他终身监禁足矣。没有必要剥夺他的生命，让他当反面教员对社会更有利－－虽然他罪不容赦。

　　作为一个政治家，萨达姆的生命其实早在美军开战之日已经结束了。萨达姆只要能得到公正审判，死与不死、怎么死法其实无关紧要。

　　对于伊拉克人来说，真正重要的的问题是需要清醒深入地进行反思：

　　伊拉克为什么会出现萨达姆？

　　这样一个凶神恶煞为什么能够在伊拉克无法无天为非作歹几十年？

　　一个创造了两河文明的伟大国度、伟大民族，为什么会沦为暴君的工具和奴隶？

　　萨达姆的出现非一日之寒，萨达姆的残忍暴戾早有暴露。伊拉克绝不缺少看出了萨达姆本质并发出警告的人。问题在于，个别人的声音太微弱了。或者是，他的声音不能通过媒体得以广泛传播。更大的可能是，权力根本不允许媒体传播这样的声音。

　　于是，整个伊拉克社会都没有对萨达姆产生警惕。大家就象处在锅中的青蛙，水在加温过程中，青蛙浑然不觉，等到水沸腾后为时已晚。于是，萨达姆象希特勒、阿明、波尔布特、斯大林、林彪、四人帮等人一样，由一条小鳄，很快长成为害八方横行天下的巨鳄。

　　也就是说，当时的伊拉克缺少一个最重要的社会功能－－不能把放纵权力的危险信号及时传递给公众，以使大家保持警觉。

　　沉溺于满足温饱的老百姓更关心眼前利益，对于他们来说，建造眼前的安乐窝远比关注公共利益更重要。一般来说，老百姓能做到守法纳税也就足够了。问题在于，代表社会良心的，负有主张公平正义责任的知识分子们却不能听之任之，这些人的缺位才是社会真正的悲哀。

　　不过话还得说回来，只要有利益之争就难免风险。对此知识分子往往顾虑重重，有些事情虽然心知肚明，往往装聋作哑。更有甚者，不惜卖身投靠甚至指鹿为马，那就另当别论了。

　　巨鳄不是一天长成的，所有独裁者不可能一上台就铤而走险。他们只是在一次次挑战宪法触犯法律之后，受不到相应制裁，没有人公开反对，胆子才越来越大，在反人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此这般，国人遭殃了，萨达姆也难逃法网。这样的双输局面，谁也不愿看到，却偏偏不请自来。由是观之，如今对萨达姆惩办得再重也于事无补，重要的是努力做到亡羊补牢。

　　任何社会都需要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为公众利益挺身而出，要实现这一条，前提是公民宪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公民尤其是知识分子依照宪法行使政治权利不再有后顾之忧，却能博得社会美誉，必然会涌现出大量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维护道义、捍卫法律的仗义执言，才是社会健康和谐的根本保障。有了这样的社会机制，各种野心家、阴谋家才难以得逞。

　　如果大家认清了这一点，也许就不会津津乐道惩处萨达姆的力度，而是把更多注意力用于宪政制度建设。因为只有建立了把统治者关进笼子的法律制度，并逐项贯彻落实，才可能杜绝各种各样萨达姆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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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