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人口亮起红灯，自然增长率一直在8‰以上，总量已接近极限。广东省委党校郑志国教授在《2006年广东省情调查报告》提出，一些高收入者特别是私营企业主的超生问题比较严重，经济处罚对他们没有约束力，行政处罚也不适用，对这类行为要追究刑事责任。（8月25日《新京报》）

　　法治的基本观念告诉我们，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都是严重危害他人及社会利益的行为，而且这种危害应该具有产生直接危害后果的特性。我国现阶段之所以坚持计划生育政策，是因为国家尚不富裕，人口过多会加重社会负担与资源压力，而并非是因为超生会对他人与社会产生直接严重危害，所以超生并不符合刑法所要规范的行为特征，不宜纳入刑法处罚范围。

　　郑教授之所以提出应该对超生追究刑责，是认为经济处罚对一些高收入者“特别是私营企业主”没有约束力，而且“行政处罚也不适用”。但是郑教授可能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前超生的尽管有一些是高收入者，但是也有不少经济不富裕，甚至是人们所认为的穷人在超生，这样一来，郑教授得出结论的前提就站不住脚了。

　　而且，穷人与富人都有超生行为，那么仅仅对其中的“私营企业主”等富人追究刑责，无疑违背了法律同等适用于所有人群、不因身份与地位而异的根本原则。如果我们承认人人权利平等，那么在分配义务的问题上，也就不该有所偏倚，人为的将“私营企业主”群体单独对待。

　　就像国家计生部门负责人多次公开强调的那样，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是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其中并不存在强制。即便对于超生者施以行政处罚或经济处罚，也是出于政府政策层面的规定，而政策规定与国家法律规定无疑存在着距离。

　　就法律层面而言，也有地方法规与全国性法律的区别；人大制定的法律之内也有违法处罚规定与犯罪处罚规定之别。所以，有一些行为违反政策但是并不违反国家法律，或者违反地方法规却未违反全国性的法律，因而对这些行为可以实行行政与经济处罚，但是却不可以动辄施以刑罚，否则就是抹去了政府政策与国家法律、地方法规与刑法规定的差别，是简单地将法律当作执行政策的工具，违背了法律的基本特性与原则。

　　超生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的观念问题，即抱持着传统的落后思维。抱持传统落后思维，固然应该予以教育与引导，但是其显然属于人的“意识”与“精神”范畴，而法律是不对“意识”与“精神”领域寻求管辖权的。即便这种传统落后观念产生了超生这样的“后果”，那也是属于社会责任感淡薄问题，同样不属于刑法管辖范畴。

　　这种建议体现出的，实际是一种重刑思维，即试图将一切不良社会现象统统纳入法律管辖范围，并且施以刑事处罚。假设此建议能够成为现实，很多人也许难以有安全感，因为任何人都难免具有部分不宜由法律管辖的弱点与行为，那么“重刑主义”就可能会伤害社会。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