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上蔡县，海内外知名的艾滋病重点县。照理说，这么一个处于媒体聚光灯下的“明星县”，其主政官员的行为应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才是。然而令外界始料不及的是，该县的“一把手”书记杨松泉竟然成了涉案1000万元、“相当比例与防艾资金有关”的巨贪。据《南方人物周刊》报道，杨松泉的罪行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二是插手工程、索贿受贿：三是渎职滥权、恣意卖官；四是压制民主、独断专行。

　　为何一个明星县的书记敢这么张狂？腐败，为何在中央高度关注的艾滋大县也没有绝迹，甚至没能让“抗非”功臣们走开？我想，这种现象肯定有其普遍性成因，而非仅仅是因为某些地区的官场生态变异或者某些人思想堕落信仰丧失。

　　那么，这种普遍性成因到底是什么？杨松泉的个例刚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剖的范本。

　　首先，权力高度集中，缺少制度约束。党委书记集权的弊病，邓小平早在八十年代就批评过，然而时隔二十年，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笔者在地方调研的时候，许多基层干部反映，原来分管的副书记在常委会上还可以节制书记揽权，而推行常委会分工负责制、减少副书记职数后，常委直接向书记汇报工作，使得后者受到的约束更少。可以想象，现有制度框架下拥有绝对权力的党委书记，除非其行为极为自律道德极为高尚，否则很难经受权力寻租的诱惑。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一政治学的经典定律在社会主义中国仍旧适用，因为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性并没有因社会制度的不同而有所改变。在上蔡县，绝对权力所导致的欲望膨胀使得杨松泉将媒体和上级的监督置之度外，毫不在乎。

　　权力高度集中不仅为腐败和渎职提供了可能，而且也是其他制度发生畸变的根源。在党管干部，下管一级的现有干部制度中，主要领导干部的考核、提拔一般掌握在上级党委手中，而权力的高度集中却往往使得这种制度性人事权变成了书记的个人权力。在上级的人事任命过程中，书记的意见往往起着支配性作用，尽管形式上仍要通过常委会决定。在这种体制下，对上级负责也就相应地变成了对上级的一把手书记负责。而那些买官跑官之徒，也就自然而然地将目标瞄向了身居要职的书记。正是因为此，近些年来因卖官落马的，有相当多的都是那些县委书记、市委书记。更具反讽意味的是，那些标榜“要官别找我”的，也恰恰是一些县市的党委书记！

　　同样，在现有的政绩考核机制中，部门的成绩往往由当地一把手说了算，而当地的成绩又由上级（主要是一把手）说了算。因此，在这种对上不对下的政绩考核体系中，看上级眼色行事，满足上级偏好显得至关重要。而一旦本部门本地区无法达到上级的要求时，弄虚作假，瞒报谎报就会应用而生。也正是因为此，“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闹剧至今根绝不断。

　　可见，正是因为权力集中，才催生了腐败和渎职；并使得干部人事制度和政绩考核机制发生畸变，从而导致卖官现象横行，弄虚造假不断；也正是因为此，党内民主才会遭受压制，独断专权得以盛行。在某种程度上，杨松泉是现行制度缺陷的祭品，而非单纯的思想堕落灵魂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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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