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贪官都是相似的——基本上都有吃、喝、嫖、赌、贪之类的“爱好”，关键是伪装很深，隐藏在干部队伍内部；“不幸”的贪官却各不相同——案发的形式各异，且极具偶然性、戏剧性。这不，“用MBA知识管理着情妇团队”的安徽宣城原市委副书记杨枫就是一例。请看媒体报道：

　　2001年１月，44岁的“学者”杨枫当选安徽省宣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他有一大堆情妇，并在细细盘点了几个情妇的优缺点后，把几个人的性格特点做了分析，随即运用所学的ＭＢＡ理论及人力资源管理知识，制定了周详的管理方案，以人尽其用……最终，杨枫失宠的“首席情妇”邹某反戈一击——举报杨枫所作所为，2005年9月7日，杨枫被依法逮捕（见7月26日《重庆晨报》）。

　　盘点一下贪官案发的形式，几乎每一个都充满“传奇”：有被小偷偷出来的，有出车祸被车撞出来的……像杨枫这样栽在风月场上的虽然不是绝无仅有，但是，情妇多到需要用MBA理论及人力资源知识来管理，最终却因“管理失败”而被吃醋失宠的“首席情妇”供出来的却不多见。

　　如果再仔细盘点一下杨枫的“贪”功伟绩，还能发现更深层次的问题。根据巢湖市人民检察院对杨枫的指控，杨枫11年内受贿达70多万，基本上每月都在受贿。在这么长的时间跨度内，这么高的作案频率，且数额不菲，我们的监督机关哪里去了？我们不是有纪委、监察，有组织部门、上级领导，有“发现真相”的媒体舆论，有“眼睛雪亮”的广大群众，还有人大、政协等等众多引以为豪的监督机构和“不断创新”的监督机制吗？为什么在杨枫的腐败问题上都统统失去功效，最后还要靠失宠的“首席情妇”邹某的反戈一击才将这个长期作案的腐败分子纳入法眼呢？

　　再盘点一下杨枫腐败的风险，126次非法收受或索取他人财物，竟然一次也没被发现，腐败风险系数此前基本为零。其实不光是杨枫，国内贪官的腐败风险系数可以说都偏低。正因为国内贪官的腐败风险系数太低，才造成腐败分子猖獗，大案不少，小案不断。而新加坡之所以被认为是一个廉洁的政府，按照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的考察，其主要原因并不是高薪养廉“养”出来的，而是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防治腐败制度和较高的腐败风险系数。

　　假如杨枫不是因为情妇的出卖，想必他还可以吃香喝辣地继续腐败；假如杨枫不是因为情妇太多，也不至于出现争风吃醋，更不至于因为“首席情妇”失宠而出卖他的“腐败果实”。看来我们还真得感谢杨枫的情妇，也多亏杨枫的情妇多。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