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管理处罚法颁布施行以来，中国部分地区的社会治安状况并没有出现明显好转。相反的，在极个别地区，社会治安案件还有进一步反弹的趋势。其实，将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一个法律制度上，不仅是不可靠的，而且是十分危险的。

　　我国《立法法》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规范只能表现为法律，所以，政府机关无权制定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者地方政府规章，地方立法机关也无权制定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地方性法规。

　　所以，在解决治安问题时，涉及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规则，只能制定为法律。现在的问题是，在国家法律体系中，有没有必要制定收容遣送的规定？

　　一种意见认为，收容遣送制度限制了公民自由迁徙的权利，是一种违反宪法的制度设计。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恢复收容遣送制度，将游荡在城市大街小巷的无业游民遣送回原籍，最大限度地保护“好人”的合法利益。

　　两种观点其实都有失偏颇。赞成废止收容遣送制度的人，是将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归咎于制度本身，存在着极大的逻辑缺陷。国务院废除收容遣送制度，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国务院无权制定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法规。如果将收容遣送上升为法律，那么就可以有效地避免收容遣送制度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情形出现，解决我国法律体系内部的矛盾问题。但是，赞成恢复收容遣送制度的人，没有看到收容遣送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而只是希望通过恢复收容遣送制度，来解决社会治安中存在的问题。

　　收容遣送制度只要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并且充分体现民意，那么，完全可以存在下去。笔者认为在未来的违法行为矫正法中，可以考虑设立收容遣送制度，并且把收容遣送、社区服务等作为矫正违法行为的重要措施。但是，收容遣送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首先，收容遣送的对象必须是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并且拒绝接受社会救助的公民。

　　其次，被收容遣送人员必须是实施了违法行为的公民，其违法行为给国家、公民和企事业单位带来了损害，但行为尚不构成犯罪。

　　第三，被收容遣送人员实施违法行为，被行政拘留三次以上、仍不思悔改并继续从事违法行为。

　　第四，公安机关应当将收容遣送的决定提交法院作出裁定。

　　第五，法院认为解除收容遣送的强制措施，行为人仍有可能在居住地实施违法行为，必须收容遣送。

　　上述条件缺一不可。如果扩大收容遣送的范围，将那些以乞讨为生的公民收容遣送，那么有可能会侵犯公民的自由迁徙权利，从根本上损害公民的利益。如果采取拘留等短期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可以有效预防违法行为，那么就不应采取收容遣送措施，将违法行为人遣送回原籍。在决定收容遣送的过程中，公安机关必须将收容遣送的决定提交司法机关进行审查。如果法院裁定不予执行，那么，公安机关应当立即解除对违法行为人的人身自由限制，改为其他可以有效预防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决定。

　　一些评论家之所以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出现存在疑虑，是因为这项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确实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如果公众对收容遣送抱有戒心，那么在违法行为矫正法中，完全可以选择替代性的概念。只要坚持司法审查原则、预防原则、公开透明原则，从根本上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那么这项制度就能达到惩治违法行为、预防犯罪的效果。

　　当然，即使实施了收容遣送制度，也不能保证行为人不再从事违法行为。要想从根本上减少我国的社会治安案件，给公民以安全感，还必须建立精干高效的执法队伍，并且督促执法机关切实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维护公民的合法利益。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