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院士自从2003年在抗击“非典”中坚持真理为国为民立功，他的一言一行就都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前不久钟院士因手提电脑被劫而发出恢复收容遣送制度的言论，更是使社会沸沸扬扬了好一阵。当然，有关方面迅速成立了高级别的专案组，省委书记批示百余警察倾力悬赏两万擒贼，让钟院士的电脑很快失而复得，还“顺便”找回另外八十几台被劫电脑。这是另外的话题，按下不表。

　　我本不想掺乎这件事，因为我认为即使有乔新生教授和许向阳教授主动站出来为钟院士帮腔，试图从“学术”角度为收容遣送制度招魂，臭名昭著的收容遣送制度也不可能因此死而复生。除非是有关方面想借钟院士的巨大影响力，达到一言九鼎“力排众议”的目的。

　　有媒体说有60%的网友支持钟院士的观点，我是不相信的。因为各大论坛的跟帖中，批判、抗议或漫骂钟院士的言论明显占压倒优势。而更为“严肃”的纸媒体上，知名的不知名的人中，赞同钟院士的，除了乔新生和许向阳，似乎找不出第三人，其余的均是反对者。

　　钟院士认为“偷窃与抢劫的人，和城市流浪人员只有一水之隔。”对此的反驳，可谓精彩有加，比如《南方都市报》的“当某个地方饱受贪污之苦时，我们是否会以‘官员都是潜在贪污犯’（为由）将所有官员都遣返原籍，继而废除整个文官制度呢？”再如“失窃一台手提电脑，可以通过警方找回。但是，公民被夺去的生命如何找回呢？再贵重的电脑，它的价值也是不能与人相比的。”

　　但钟院士的观点的确有非常动人、迷人、惑人的一面：“在设计法律制度方面，我们应以什么人为本？就是应以好人为本，而不是以坏人为本，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酷。”这句话我们似曾相识，往上溯，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像严冬般的冷酷”；再往上溯，是斯大林的极权；再往上，是希特勒法西斯种族清洗。

　　是啊，这是多好的逻辑：制度设计不以好人为本，岂不就是以坏人为本？！但是好人坏人由谁定？若不是由法律来定，而是由自以为好人的人来定，那么，普通百姓即使认为某些官员是坏人，也是无可奈何的；而若官员或其他强势群体认为某些百姓是坏人，他就可以定规则以至动用国家暴力机器。最后的“以好人为本位”实际上就是以权力为本位，为专制极权张目。

　　更何况，“好人人权论”是对人性和人权的反动。

　　世界上没有纯粹的好人也没有纯粹的坏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都有天使的一面也有魔鬼的一面，关键在于环境是激发他的魔鬼心还是天使心。人类文明的历史以及政治学、社会学等理论告诉我们，要防止人类由天使向魔鬼堕落，只有两条途径：对强者，包括一切权力（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掌控者，唯一的办法是限制、监督他们的权力；对于弱者则相反，要千方百计地保障他们的自由和权利。秦晖先生的研究表明：世界各国发展历史和现状表明，在现代化——城市化阶段，城市中出现大量主要来自农村与不发达地区的新进入者是普遍现象，他们作为弱势群体在未能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之前只能以都市边缘人的方式存在。但他们对城市社会稳定所起的作用则在不同体制下有极为悬殊的区别：南非的种族隔离身份歧视制度是索维托不稳定的根源，而美洲较为开放的体制则是“移民保守主义”甚至“贫民窟保守主义”的根源。原因是作为城市边缘群体的外来人口，虽然在城里处于社会下层，但却处境仍比在原籍时好，因此并非天生的穷而思乱之人。他们在城里立足未稳，更需要社会安定并希望现存秩序能容纳他们，因此他们反而比白领阶层更保守。如果社会此时给他们更多的是排斥和歧视，那么他们“回报”这个社会的，也更多的是各种反社会行为。

　　可怜中华常常走着与文明二字相反的路：强者的权力常常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弱者的权利和自由则不断地受到破坏和约束。它使得社会各个阶层都迅速地滑行在成为魔鬼的道路上。

　　而之所以说“好人人权论”是对人权的反动，在于现代文明的法治和人权理论认为，法律只能对人的具体行为判定他是否有罪、是否应该被剥夺和限制自由，而不应该根据他的人种和所属的种群来划分好坏，否则，即是对人种和族群的歧视，也严重违背“无罪推定”的基本法治原则。

　　也许老天要故意讽刺一下我“文明古国礼仪之邦”，2006年2月22日下午，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在国会发表正式声明，同时使用英语、法语、汉语普通话、粤语、台山话5种语言，代表政府就人头税和“排华法”问题向全加华人道歉。在随后的招待会上，加联邦祖裔部部长小田宣布，将对在世的“人头税”纳税人及其配偶每人补偿2万加元。小田还表示：加联邦政府将斥资2400万加元用于一项“社区历史认同项目”，其中250万加元用于提高社会对“人头税”以及“排华法”的认识；另一项独立的1000万加元资助的“国家历史认同项目”，也以提高社会对歧视问题的认识为重要目的。哈珀总理为已经停止近六十年的歧视郑重道歉，而中国的收容遣送制度废除不到三年，孙志刚以及其他浮在水面下的被收容致死者尸骨未寒，就有院士和教授忙不迭地为它招魂。这是何等尖锐的刺激！

　　比起加拿大当年每人每年50至500加元的人头税，收容遣送制度带给人们的恐惧更大、危害更深。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大陆在2003年废止收容遣送制度前的10多年中，每年大概收容300万人次。一些地方收容遣送对象不仅包括无业游民，也包括“民政部门认为应当予以收容遣送的其他人员”，另外，有的城市规定的收容时间竟然长达半年以上。

　　反省和道歉，使人类收获人格的尊严和心灵的自由。那么，谁来为收容遣送制度的受害者道歉？谁来终结时下仍广泛存在的城市间身份和地域歧视？我们用什么办法来进行反歧视的教育和反省？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