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出走，说明娜拉在挣脱家庭牢笼争取自由上取得了胜利。遗憾的是，她出走，即“胜利”之后的结局，依据合理的推测，并不美妙。而一次大的革命取得成功或叫胜利后，会不会就是“红旗招展”，所有的人就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了呢？现在看来，这个遗憾比娜拉出走后的遗憾更大，结果更让人痛心。

　　一

　　如果出一道题，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外国剧作家是谁，我的回答是挪威的亨里克·易卜生。我甚至认为，大约因为易卜生比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显然更靠近我们时代的缘故，如果从批判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易卜生戏剧的现实批判性更强，也让观众觉得更亲切。至于他自己认为哪怕是写戏剧如《玩偶之家》也“不过是在做诗”（转引自鲁迅《娜拉走后怎样》），可另当别论。

　　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人物，恐怕要公推鲁迅和胡适（顾准的思想当然伟大，只是由于当时没能公开发表，只到上世纪要结束时人们才有所了解，因此顾准那伟大的思想尚未对中国社会人群发生影响。但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顾准的影响将越来越大，或许有可能并不在鲁迅和胡适之下）。而这两位（加上顾准）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易卜生的影响。鲁迅不仅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中提到这位当时逝世不久的“现代戏剧之父”，并大加赞扬和推崇，《娜拉走后怎样》更是他的杂文名篇。

　　今年的５月２３日是易卜生逝世一百周年。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戏剧大师，早在３月２５日，挪威驻中国使领馆和中国文化部联合举办的“中国易卜生年”的系列活动就已在上海举行了开幕式，算是拉开了序幕。

　　不知是否可以这样说，易卜生一生写了那么多戏剧，有些戏剧的意义实在是大得不得了，如《人民公敌》、《群鬼》、《社会支柱》、《野鸭》（胡适时代又译作《雁》）《青年同盟》等，但对于中国人来说，最有名气的还是《玩偶之家》（也译作《娜拉》，或《玩物之家》、《傀儡之家》）。之所以这样，认真起来，应该说主要是胡适、鲁迅等一班新文化主将的功劳（这其中包括罗家伦、袁昌英等。甚至连守旧派林纾在清末民初也译了《群鬼》）。

　　易卜生于１９０６年去世，１２年后，胡适写了在我看来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好文章《易卜生主义》，发表在１９１８年《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易卜生专号”），而鲁迅又在５年后的１９２３年１２月下旬以《娜拉走后怎样》为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演讲，１９２４年这个学校的《文艺会刊》第六期将这个演讲发表，后被上海《妇女杂志》转载。当然，实事求是地说，《玩偶之家》能在１９４９年后的大陆广为流传，应该说还是有赖于鲁迅将《娜拉走后怎样》收在了他的第一本杂感集《坟》的缘故；娜拉随着《坟》的单行本多次出版发行和《鲁迅全集》的一版再版广为人知。

　　关于易卜生这部戏剧，鲁迅有这样几句话：“《娜拉》一名ＥｉｎＰｕｐｐｅｎｈｅｉｍ，中国译作《傀儡家庭》。但Ｐｕｐｐｅ不单是牵线的傀儡，孩子抱着玩的人形也是；引申开去，别人怎么指挥，他便怎么做的人也是。娜拉当初是满足地生活在所谓幸福的家庭里的，但是她竟觉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们又是她的傀儡。她于是走了，只听得关门声，接着就是闭幕。”（《娜拉走后怎样》）

　　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分六大节，第二节讲的就是《玩偶之家》。在胡适看来，易卜生所写的家庭，是极不堪的。这种家庭里面，有四种大恶德：一是自私自利；二是倚赖性，奴隶性；三是假道德，装腔作势；四是怯懦没有胆子。正如这个戏中的郝尔茂，他给他妻子一点钱去买糖吃，买粉搽，买好衣服穿。他要他妻子穿得好看，打扮得标致。而做妻子的在家中完全像是一个奴隶。她的丈夫喜欢什么，她也就应该喜欢什么，而她自己是不能有什么选择的。她的责任好像就在于使她的丈夫高兴。此外，做妻子的也不用有思想，她的丈夫会替他思想。妻子不过是丈夫的玩偶，“很像叫化子的猴子专替他变把戏引人开心的（所以《娜拉》又名《玩物之家》）。”对于家庭里这种极不堪的情形，那些做妻子的何以居然能忍受呢？胡适分析：“第一，因为人都要顾面子，不得不装腔作势，做假道德遮着面孔。第二，因为大多数的人都是没有胆子的懦夫。因为要顾面子，故不肯闹翻；因为没有胆子，故不敢闹翻。”可现在出了个大胆、泼辣的娜拉，她“忽然看破家庭是一座做猴子戏的戏台，他（按：胡适写这篇文章时，汉语里尚无代表女性的“她”字；“她”字是刘半农１９２０年当时在英国写的一篇文章中创造的）自己是台上的猴子。他有胆子，又不肯装面子，所以告别了掌班的，跳下了戏台，去干他自己的生活。”也就是出走了——为了不做别人的玩偶，不做傀儡，为了自由，而出走了。

　　可出走后怎么样呢？易卜生没说，胡适也没说，鲁迅接着说了起来。在鲁迅看来，娜拉走后无非两条路，一条是走不下去，只好再回到她不喜欢的那个家中；还有一条路，就是堕落。原话是：“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当然也可以说“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娜拉走后怎样》）这样看来，娜拉不走也不是，走也不是。那么，还有没有别的路呢，比如既不出走，又让娜拉真的活得很开心？有。其实易卜生在另一部戏里对“娜拉要怎样才不走”已经有了解答，这就是他在《海上夫人》这部戏中所描写的：一个已经结了婚的女人，有一天忽然告知丈夫，说是要和从海那边来的一个人会面，还说那人叫她跟他一同走，“临末，她的丈夫说，‘现在放你完全自由。（走与不走）你能够自己选择，并且还要自己负责任。’于是什么事全都改变，她就不走了。”（同上）鲁迅紧接着认为，“这样看来，娜拉倘也得到这样的自由，或者也便可以安住。”

　　看来，只要给娜拉自由，她既可以不走，也可以生活得很好，真是两全其美的事。问题是在当时的社会，这只能是一种幻想。 二 接下来，只说由娜拉出走，有人竟联想到了革命想到了革命胜利之后。只要你读一读顾准，就会发现，顾准对这个问题作过深入的思考。顾准认为，一次大的革命胜利或叫成功后，其实也如同娜拉出走后一样会出现新的问题。娜拉出走，说明娜拉在挣脱家庭牢笼争取自由上取得了胜利。遗憾的是，她出走，即“胜利”之后的结局，依据合理的推测，并不美妙。而一次大的革命取得成功或叫胜利后，会不会就是“红旗招展”，所有的人就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了呢？现在看来，这个遗憾比娜拉出走后的遗憾更大，结果更让人痛心。

　　对此，顾准作了分析：“１７８９年和１８７０年的法国革命，它们在法国本身，导致了两个帝国和五个共和国。然而它们同时展示出消灭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向。这种趋向，按两次革命本身来说，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马克思在哲学、政治、经济学上辛勤努力地证明这种趋向可以成为现实，以及如何成为现实。１９１７年它真的成为现实了。成为现实了，并不是没有问题。”（《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３７１页）

　　这里先插一句，读顾准最大的感受，就如王元化先生所言：“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同上，第２２５页）确实如此。其实，马克思不过是在证明一道命题，尤其是从理论上。后来有人把他的“命题”又在现实中证明了。现在不知是否可以这样说，有些命题只能从理论上去证明它，而不能在现实中证明，否则，社会、人类就要遭难。当然，我总在想，即使就是马克思要证明的社会命题，事实上他也一定会同意修订的。如此说来，资本主义社会又何不是在现实中证明着马克思的命题呢，只是他们在不断地“修订”着。

　　那么，顾准说的是什么“问题”呢？从１７８９年法国大革命攻破巴士底狱、１８７０年建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特别是从前苏联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来看，革命成功后，人们获得了自由。然而，革命胜利后不久，人们发现同样很可怕，那些因革命胜利而获得解放的人们又生活在了与其说是另一种恐怖之中，不如说生活在实质上是同样的恐怖之中，甚至更惨更烈。顾准于是要问：“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同上，３７２页）

　　顾准通过亲身体会到的“革命取得胜利”后的滋味，又联想到世界上一次又一次革命取得胜利后的情形，当然还包括对资本主义所作的令人信服的分析，他认为要想避免娜拉走后出现的尴尬，只有实行政治民主，且不能去树什么“终极目标”。不仅如此，在《民主与“终极目的”》这篇著作中还有更进一步的话：“看来，互相激荡的两股力量（按：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在推动历史的进步；两股力量，正在互相渗透，渗透的结果，都促使他们向前进。没有激荡，没有渗透，进步就不可想象了。”（同上第３７４页）在文章的要结尾处又说，“如果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目标，相信相互激荡的力量都在促进进步，这在哲学上就是多元主义；他（按：指斯大林）就会相信，无论‘民主政治’会伴随许多必不可少的祸害，因为它本身和许多相互激荡的力量的合法存在是相一致的，那么，它显然也是允许这些力量合法存在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了。”（同上，第３７５页）

　　笔者把上面这两段话同时看作是顾准的预言。而现在的世界，似乎正是这样做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做的。

(责任编辑：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