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韩国首尔大学原教授黄禹锡在干细胞研究中造假一事被证实，又一个世界级明星科学家倒下了。比起前一个世界级明星科学家、贝尔实验室原研究员舍恩的倒下，黄禹锡事件引起了大众媒体更大的关注。韩国媒体不必说，美国和中国媒体也对这事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不断追踪报道、评论。

　　美国媒体感兴趣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干细胞研究在美国是一个受到高度关注、争议又非常大的话题。宗教保守势力要保护胚胎的“生命权”，反对胚胎干细胞的研究。美国联邦政府屈从于保守势力，对干细胞研究做出了种种苛刻的限制。加州政府想要突破联邦政府的限制，计划给干细胞研究投入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又在法庭上受到挑战。科学界一直在强调干细胞研究将会造福人类，在医学上会有广泛的应用，会成为治疗许多不治之症的强大武器，限制干细胞研究是愚蠢的。黄禹锡的研究成果似乎使这个“美丽新世界”如在眼前，增加了科学界向政府讨价还价的砝码。它的破灭使人们对干细胞研究的成效产生了怀疑，难怪美国研究干细胞技术的生物技术公司的股票随之大跌。

　　美国媒体对黄禹锡事件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有美国大学的教授也被卷了进去，而且黄禹锡造假的论文，是发表在美国刊物《科学》上的。黄禹锡两次骗过《科学》，似乎让《科学》觉得很丢脸，其主编说是要考虑改进现在的论文发表程序，以防范以后类似事件的发生。舍恩以前也骗过《科学》，但并没有引起这样的反思。其实《科学》在这一事件中并没有不当的做法，遵循的是学术期刊的发表惯例，先让三名同行审稿才发表。同行审稿时主要是看论文本身提供的证据是否充足，成果是否重大，并不会轻易怀疑论文的作者造假。除非假造得很拙劣，否则也不太可能在审稿时被发现有假。

　　《科学》的主编说要改变这一已在学术界实行多年的惯例，以后对类似的成果可能要采取先由其他实验室验证过了，再发表论文的做法。其实这种做法在历史上也曾经有学术刊物采用过，这会大大延长论文的发表周期，不利于学术交流。因此现在的通行做法是先发表论文再说。这并不是说科学成果无需经过他人的检验就能获得承认。发表论文只是成果获得承认的第一步，但是并非等于定论，还要看能否经得起他人的检验。是否能被独立地重复出来，永远是一个科学成果能否成立的必要条件。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成果都会有人有兴趣去重复，实际上大部分成果都没有人重复，但是重大的成果是肯定会被重复的，弄虚作假很难不被发现。

　　先发表论文，再检验，如果检验不出来，就不承认你。先信任你，如果发现你辜负了这种信任，就严厉地打击，让你从此没法再在科学界混下去。这种“后发制人”的做法是现在科学界的游戏规则，虽然无法防止造假，却可以保证造假者难以得逞，而且造假的代价太大，让人不敢轻举妄动。即使通过弄虚作假获得很大的名声、利益，也会有身败名裂的一天，黄禹锡就是前车。

　　中国当前学术造假之所以这么泛滥，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游戏规则没有被遵守。造假容易得逞，获利很大，而成本很低，低到几乎为零，即使事情败露，其名利也不会受什么影响。中国虽然还没有出现世界级科学明星，但是国家级科学明星被发现造假的已经不少，有哪个受到了调查、处理的？有哪个敢于面对公众，表示歉意的？如果黄禹锡是中国的“第一科学家”，现在恐怕还过得好好的。

　　干细胞研究的伦理之争离我们很遥远，国际科学界的游戏规则是否需要改进也不是当务之急。我们关注黄禹锡现象，更应该反思中国自身的问题，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对政府机构来说，应该向韩国学习，要管事，要敢于揭家丑，出了问题就要认真调查、严肃处理，而不要视若罔闻，乃至遮掩、包庇。甚至黄禹锡敢于面对公众，表示歉意，引咎辞职的勇气，也是值得中国学术造假者学习的。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