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将结束时，学术界也闹起了“韩流”，传来了韩国首尔大学前教授黄禹锡领先世界的干细胞研究被确认为造假的消息。中国不少媒体对这个事件也热炒了一把，不仅详细地跟踪事情的进展，还连篇累牍地发表评论、分析文章。《科技日报》把《纽约时报》的有关分析文章胡乱编译了一下，就当成本报的深度报道发表，上演了一出靠造假来打假的滑稽戏。这种滑稽戏很有中国特色而且并不罕见，例如以“学术打假”闻名的“学术批评网”主持人杨玉圣教授在过去的一年里也接连被揭出造假。

　　有人对黄禹锡事件幸灾乐祸，就好像这事让中国学术界出了一口恶气；也有人对此大惊小怪，惊呼原来科学也有假，就好像他生活在童话中，而且从没有遇见过大灰狼。科学当然也有假，而且还不少，不用出国门就很容易发现，我们有什么资本对韩国幸灾乐祸，又何必装模作样地大惊小怪呢？用陶世龙先生的话说：“看韩国，念中华，我们不应象手电筒一样，只照见别人而看不到自已。”

　　但是我们的确习惯于当手电筒。比黄禹锡事件略早一些的时候，中国也有两名教授造假东窗事发。一位是清华大学医学院的院长助理刘辉，被发现偷了和他姓名类似的一名国外研究者的论文来冒充自己的论文，被偷的这个人碰巧是我的大学同学刘宏。刘宏获悉此事后惊叹道：“这个人肯定是疯了，敢偷到方舟子的同学头上！”不过我相信刘辉教授事先一定不知道这么一层人际关系，现在知道了大概要感叹“世界真小”。

　　还有一位也是刘家的人，造假手段也类似，而且更加大胆：安徽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刘登义被发现他发表的所有重要论文都是把国外研究者的论文换掉署名为己所用，而且这些国外研究者的名字和他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对这么有趣的造假事件，中国媒体却没有什么兴趣报道、评论，分别只有一家地方报纸（《北京青年报》和《新安晚报》）做了报道，就没了下文。

　　或许是因为对中国学术界的造假丑闻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再新奇有趣的造假事件也没有了新闻价值。中国学术造假现象之多堪称世界之最。这五年来我接触到的就有四、五百起，而这还只是冰山的一角，整个冰山还不知道有多大。涉及范围也相当广，普通院校、研究机构且不说，各个名牌大学已无一幸免。造假的人群涵盖各个层次，从本科生、研究生、讲师、副教授、教授一直到校长、院士，全都榜上有名。这几年来，有许多名院士、院士候选人被发现弄虚作假，搞得怨声载道，再这么下去，“院士”这一无比崇高的头衔有变成“怨士”的危险，到这一届选举院士时连老院士们也看不下去了，发出了质疑院士制度的声音。

　　中国学术造假现象不仅数量多，而且花样也多，捏造实验成果、篡改实验数据、剽窃、一稿多投、伪造学术履历、买卖文凭、捏造论文发表记录、批量生产劣质论文、包装院士、冒领科研基金、侵吞科研成果、参与商业骗局等等，许多也是颇具中国特色，国际上前所未闻，中国科研人员的聪明才智在这方面发挥得淋漓尽致。饶是我从事学术打假多年，也还是会碰到新的花样让我感到非常的惊讶。

　　在学术界之外，各种各样打着高科技招牌的商业骗局、商业炒作也纷纷亮相，而且往往有科研人员为其捧场。有的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了。珍奥核酸在2001年就已被充分揭露，但是在2005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和315晚会上仍然能大做广告（《又见“珍奥核酸”上了春节晚会》，《北京科技报》2005年2月16日）。而且由于当初盗用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名义做广告被诺贝尔奖获得者指斥，珍奥核酸得了诺贝尔奖情结，千方百计要拉诺贝尔奖获得者入伙，据说终于在2005年争取到诺贝尔奖获得者为其捧场。“神源口服液”在2003年非典流行期间就因为做虚假广告受到处罚，但现在仍然是号称“京城人士争喝神源、功效非凡真实可信”（《从神源口服液的广告看保健品如何骗人》，《北京科技报》2005年3月16日）。

　　有的则属于“新生事物”。同样盗用诺贝尔奖获得者名义的祛斑化妆品“巴黎欧潘多”（《美容化妆品的秘密》，《北京科技报》2005年6月8日），盗用哈佛大学名义的增高新药“哈佛代高乐”，谎称“在全美国引发疯狂抢购”的增高产品“美国筑本筑高助长系统”（《“增高产品”何时了》，《北京科技报》2005年5月18日），伪造学术依据的注射隆胸产品“聚丙烯酰胺水凝胶”（《注射隆胸有什么学术依据？》，《北京科技报》2005年11月2日），都是在2005年开始遭到揭露，有的已被管理部门处罚，是不是也能演变成“历史遗留问题”还是个未知数。在中国假冒伪劣产品的生命力总是特别顽强。

　　在过去的一年里，伪科学、迷信也有抬头之势。用魔术表演冒充“特异功能”，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曾经在中国风靡一时，在于光远、何祚庥、郭正谊、司马南反伪科学“四大恶人”和其他科普界前辈的打击之下，总算声名狼藉。但是在2005年，我们却见到一位“新疆奇人”上了中央电视台和其他电视台做“绝活”表演（《“人体特异功能”表演又来了》，《北京科技报》2005年8月24日）。如果其他的业余魔术师都以他为榜样，“神功”又将在中国大放异彩。

　　首届世界UFO大会9月份在大连举行，“UFO研究”一时在中国媒体上又成了“显学”。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一位研究员几次在媒体上宣布，他已排除了中国各地出现的不明飞行物是自然现象和人类飞行器的“可能”，它们“可能”是外星文明的飞行器，外星人“可能”已光顾了中国，而且还不止一次。又有北京的“国际UFO专家”向我透露，外星人“可能”在关注我在中国媒体上对他们来临的怀疑（《如此“严谨”的不明飞行物专家》，《北京科技报》2005年9月14日；《“外星人”又到中国来了》，《北京科技报》2005年12月7日；《我曲解“不明飞行物专家”了吗？》，《北京科技报》2005年12月21日）。“可能”、“可能”，多少虚妄假汝之名以行！

　　古老的迷信残渣时不时地会披着最新科学的外衣泛起。当美国天文学家在7月份宣布发现太阳系第十颗大行星时，国内便有人老调重弹，声称“八卦宇宙论”的创立者刘子华早在1940年就已经用《易经》八卦推测出太阳系有第十颗大行星了，命名为“木王星”，据说还得到爱因斯坦的表扬呢，真为中国人、中国文化长脸。可惜“木王星”的各种数据与美国人发现的无一吻合，所谓爱因斯坦表扬也查无实据，刘大师的威名只在国内远扬（《欺世盗名的“八卦宇宙论”》，《北京科技报》2005年8月10日）。

　　正如一直有人在鼓吹《易经》是精深的科学，也一直有人在鼓吹风水是“一门严谨的科学”、“生态建筑学”、“环境学”，而且做为将要“拯救世界”的东方文化的一部分，还在国外开花结果了。但是，以建设部中国建筑文化中心与南京大学易学研究所名义开办的国内首个“建筑风水文化培训班”宣布开张，还是引起了轩然大波（《风水究竟是科学还是迷信》，《北京科技报》2005年9月28日）。要把自古以来就被有识之士视为不入流的旁门左道、迷信的东西用科学乔装打扮一番塞入大雅之堂，毕竟不是可以轻易得逞的，在反对声中，这出闹剧草草收场，创办“风水文化培训班”的风水大师们显然没有看好自己的风水。

　　一些更为精致的伪科学、迷信也更有市场，在知识界、新闻界都不乏支持者，声势浩大，反而是反对者显得势单力薄。由于印度洋海啸引发的有关人类是否应该敬畏大自然的争论就是如此，让我们发现打着“环保”的旗帜干着与“环保”无关、甚至是在反环保的活动的“伪环保”在中国很有市场。在有关怒江水电开发、圆明园防渗工程、转基因食品的风波中，处处可以看到伪环保的身影，利用公众对环保问题的高度关注和相关科学知识的缺乏，在公众当中制造了一场场恐慌，真正的环保问题反而被忽视了（《“环保”是可以信口开河的吗？》，《北京科技报》2005年2月23日；《寻找“原生态河流”》，《北京科技报》2005年4月13日；《“圆明园防渗工程公众听证会”观感》，《北京科技报》2005年4月19日）。

　　学术造假、科技骗局、伪科学、伪环保、迷信……正在神州大地方兴未艾，反伪打假的事业任重道远，但是却有人以公众代表自居，认定公众对此已经厌倦，探讨起“公众为何厌倦了反对伪科学”，惊呼“警惕反伪科学运动扩大化”。有“科学警察”之称的美国“对声称超自然现象的科学调查委员会”专家代表团来华访问，引发了九位“科技工作者”联名在《科技日报》上发表了一封《科学探索不需要也不可有“科学警察”》的公开信，声称“科学上的‘反伪打假’已经成为当前我国重大自主创新一大障碍”。同样是这些人，指控何祚庥院士、我等所谓的“反伪斗士”制造了三大“冤案”，私自“打假”阻碍科技创新云云。

　　这些属于“天地生人”小圈子的人一向在支持、从事伪科学研究，甚至在推销“祖传秘方”，他们害怕“科学警察”，就像小偷之害怕警察，理所当然（《中国需要“科学警察”》，《北京科技报》2005年5月25日；《“科技打假第一冤案”冤不冤？》，《北京科技报》2005年11月9日）。但是却有上海的记者跟着起哄，号称进行了“调查”，欲为“冤案”平反。更有广州的几个报刊联合起来又是登报道，又是发评论，反对“私人科技打假”，就像在小偷猖獗、警察失职之时，他们自己不去抓小偷，却很有种站出来反对私人抓小偷。而且把抓小偷的人看得比小偷还不如，像对待犯罪嫌疑人一样对“反伪斗士”明查暗访，实在找不出什么把柄就断章取义、捏造虚构进行丑化。

　　黄禹锡事件实际上也是因为“私人打假”而起，有人首先在网上质疑，韩国有关机构立即做了调查，黄禹锡也被迫辞职。但是在中国，如此众多的学术界丑闻在网上被揭露出来，却几乎没有见到过有关机构采取相应的行动，更几乎没有见到被揭露者勇于承担责任的，唯一的例外是汕头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胡兴荣在网上有人指出其著作存在抄袭后，主动辞职了事。胡兴荣来自台湾，恐怕要被人视为“呆胞”。大陆土生土长的学者的脸皮就要厚得多。如果胡兴荣脸皮厚一点，肯定也可以和其他被发现抄袭、甚至更严重的造假行为的大陆学者一样，继续好好地当他的教授，别人又能把他怎么样？

　　造假者不仅得不到处理，而且如果胆子再大一点，还会理直气壮地“恶人先告状”，反过来向当地法院控告揭露他们的媒体、个人损坏其名誉权，并且还会得到法院的保护。做“绝食49天”表演的“四川老中医”陈建民在四川起诉《北京科技报》，“最受尊敬的中国十所大学之一”西安翻译学院在陕西起诉《西部发展报》，不就都获得胜诉了吗（《“绝食老中医”胜诉又能怎样？》，《北京科技报》2005年7月27日）？由于对“最受尊敬的中国十所大学”事件进行了调查，我和《北京科技报》最近也都接到了西安翻译学院及其校长丁祖诒的诉状。早些时候，由于我在《北京科技报》撰文披露院士候选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肖传国的造假行为（《脚踏两只船的的院士候选人》，《北京科技报》2005年9月21日），肖传国也在武汉起诉我、《北京科技报》等，并且武汉方面乘我在北京开会之机，很有戏剧性地派了两名法警专程赶到北京的会场向我送交诉状和传票。如果造假者再次利用地方势力胜诉的话，还有什么值得奇怪的？真会有人天真到去相信这样的官司真能给造假者挽回名誉？这场官司秀并没能改变肖传国选不上院士的结局。学术的真假，新闻的真伪，不是法院能够判定的。

　　有管理机构的不作为，有司法机关的保驾护航，有不良媒体的推波助澜，有不良记者打气起哄，造假事件在中国必然层出不穷，有志反伪打假者不愁找不到目标。为了帮助公众擦亮眼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还不至于吃饱了饭没事干。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