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东方文化“统治”世界？》在8月18日《南方周末》发表后，据说反馈不少，有一未署名读者更是对之逐条“指摘”（见9月22日《南方周末》）。文章能引起反馈，是作者所乐见的，如果原文有不妥之处，也欢迎读者指正。但该读者的“指摘”却使人更生“疑惑”，多属于对拙文的误读和对西方文化的误解所导致，现亦逐条答复如下。

　　第一，季羡林先生是否可称为“国学大师”，其实是个无关宏旨的问题。拙文写完、寄出后，我读到葛剑雄《季羡林先生是“国学”大师吗？》一文，才知道自己的确“孤陋寡闻”，学术界原来也早有人对季先生被称为“国学大师”持有异议，乃至有“现在印度归咱们中国了！要不，专门研究印度学的季老怎么成了‘国学’大师呀？”之讥。该读者并不否认季先生偏重印度研究，但是认为该研究“对我们了解、认识和研究佛教弥足珍贵”，而佛教文化亦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因此认定季老先生对国学有重大贡献。按照这种兜圈子的逻辑，国内外其他研究印度文化、南传佛教文化、日本佛教文化卓有成就者，也都“对我们了解、认识和研究佛教弥足珍贵”，岂不是也都应该称之为“国学大师”？“佛学大师”岂不个个更是“国学大师”？国学本来指的是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国学大师应该指的是对国学有直接的重大贡献的学者，岂能为了季先生一人就随意扩大国学、国学大师的含义？

　　第二，季先生所谓“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它照顾了事物的整体，有整体概念，讲普遍联系，接近唯物辩证法”，不过是在中国学过政治课、哲学课的人都听说过的老生常谈。拙文并没有想否定这一老生常谈，无非是指出唯物、辩证法在西方也是古已有之，并非东方人的专利，因此西方人要学唯物辩证法，也就无需非得来找东方人不可。该读者却说我“想证明唯物辩证是西方人的专利吧，我们自己没有”，真不知从何说起？你说咱家有几个钱，我说别人家并不穷、不必找咱家借钱，你就认为是在否定咱家有钱吗？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今西方学术界仍称显学，信奉、提倡唯物辩证法的西方学者并不少见，只不过西方国家没有将其定为官方哲学依靠政治力量来推行而已，所以该读者所言“唯物辩证法作为‘最纯粹的西方思维、西方文化’在西方却不能开疆拓土，倒是在中国得其所用”，并不是什么怪事。最纯粹的西方思维、西方文化多矣，在崇尚自由、多元的西方社会未必都能“得其所用”，反过来，如果一种最纯粹的西方思维、西方文化都不能在西方社会“得其所用”，却寄希望于东方思维、东方文化，那才叫怪事。

　　第三，西方文化中的环保理念，也是古已有之，据西方学者研究，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其发展脉络，清晰可辨。（参见"CONSERV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The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Studies of Selected Pivotal Ideas, edited by Philip P. Wiener,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3）西方环保运动便是这一传统理念的发展结果，在其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受到“东方思维”、“东方文化”的影响。崇尚自然本来就是西方思潮中的一支重要流派，其中有的名著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被介绍到了中国。该读者质问“要不然像亨利·戴维·梭罗的《瓦尔登湖》和卢梭《一个孤独漫步者的思想》在西方社会怎会被视为罕见”，便是因为只读了介绍到中国来的个别名著，便以为它们代表了西方思潮的全部。以美国为例，与梭罗同时代还有George Catlin、John James Audubon、George Perkins Marsh、Frederick Law Olmsted等众多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在提倡崇尚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并影响到美国政府的决策，在世界上首创国家公园系统。该读者为了夸大东方文化的影响，声称“在全球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西方国家不是悄悄而是光明正大地引进了东方文化：天人合一。”则属毫无根据的一厢情愿。在网上检索“天人合一”的几种常见英文译法，都各只有区区几十个网页，而且大多是中国人自己写的，不知西方国家光明正大地引进“天人合一”的现象体现在何处？我并不否认可能有个别汉学家在介绍中国古代哲学时会谈到“天人合一”，或某些西方环保人士到中国来推行环保运动时为了迎合中国听众也会谈到“天人合一”，但是这怎么能算成“西方国家”行为？“天人合一”的本义，是指“天道”与“人道”相通、相类，和环保理念毫不相干，它从来没有因此阻止过中国历史上对自然环境的肆意破坏，也没有使中国人对环境比西方人更有保护意识。现在有人在西方环保运动的影响下，古词新用，赋予“天人合一”以“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类的现代含义，让环保在中国带点中国特色，本来也无可厚非，但如果因此以为拥有了拯救世界的秘密武器，则未免自大得可以。

　　第四，如果像该读者那样，把中国严重的环境问题怪罪为“比西方还西方”，把西方国家的环保成绩归功于“悄悄引进了东方文化”，坏的算别人的，好的算自己的，到了这种乾坤大挪移的境界，当然是丝毫看不出季先生是在“把自己的短处当成拯救世界的灵丹妙药来宣扬，甚至为此而丑化西方文化”。“国学大师”追随者胸怀东方、放眼世界的信念坚定到连“全球学汉语的人数已超过3000万”也可以做为东方文化将要统治世界的证据，按此逻辑，中国全民学英语，岂不表明中国早就被英美文化所统治了？我等凡人没有乾坤大挪移的功夫，也没有异乎寻常的坚定信念，在聆听了“国学大师”的预言及其追随者的“指摘”之后，还是看不明白：东方文化要凭什么去统治世界？

　　附：答方舟子先生

　　南方周末　 　2005-09-22 15:36:48

　　□读者回音

　　8月18日本版方舟子《东方文化“统治”世界？》一文发表后，反馈不少。现从中择一未署名文章发表，以飨读者。

　　———编者

　　读到方舟子先生《东方文化“统治”世界》一文疑惑颇多，现指摘如下：

　　第一，方先生坦言自己孤陋寡闻，佩服！众所周知，正如方先生所言，季老先生偏重印度研究，可问题关键不在这里。季老先生的印度研究是从语言开始的，对印度中世纪语言形态学、原始佛教语言、梵文文学的研究均做出重大贡献。其研究成果及译著对我们了解、认识和研究佛教弥足珍贵。佛教自汉入中土以来，其影响可谓大矣。在中国本土文化与其相互摩擦、融合过程中，佛教文化逐渐本土化，并获得新的生命力，自此渗透人们生活方方面面并与之水乳交融，和中国本土文化一起共同推动和构筑中国文化的繁荣灿烂。即此，季老先生对国学有无重大贡献，问题本身已够荒谬。

　　第二，文中提到东西方基本思维模式的问题，方先生引述了季老之言“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它照顾了事物的整体，有整体概念，讲普遍联系，接近唯物辩证法”，由此结论“季先生似乎忘了，唯物辩证法并非国粹，而是舶来品”。我以为方先生在这里混淆了实践层面上的思维和哲学意义上的思维二者之间的区别，也即是行为文化和典籍文化的区别。与综合、整体相对应的是分析、部分，季老先生在文中分析得很清楚。况且，唯物辩证法是到了马克思这里才有了合法的身份，而中国自古以来就不乏学者的唯物和辩证思想，只是未曾有人将二者联姻，整合为系统理论。我想说的是，方先生绕那么大弯子追到古希腊，是想证明唯物辩证是西方人的专利吧，我们自己没有吗？！戏剧性的是，唯物辩证法作为“最纯粹的西方思维、西方文化”在西方却不能开疆拓土，倒是在中国得其所用，怪事！？

　　第三，第三段谈到文化拯救，我们姑且不论谁是谁的救世主。历史证明，文化都有一个反噬和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当其达到鼎盛而至盛极而衰之时，它必然要寻求新的突破口以求得生存，西方的经济主义也概莫能外，环保理念也就应运而生。中国的经济主义群体起步较晚，现在正拼命追赶，几乎是在复制着西方的经济主义者们曾经走过的路，乐此不疲。如是，当今环境的罪魁不是中国的文化比西方还西方，而是中国的经济主义者们比西方还西方。在全球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西方国家不是悄悄而是光明正大地引进了东方文化：天人合一。要不然像亨利·戴维·梭罗的《瓦尔登湖》和卢梭《一个孤独漫步者的思想》在西方社会怎会被视为罕见。

　　第四，“我毫不怀疑东方文化、中华文化有值得继承、发扬乃至推广之处，但是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短处当成拯救世界的灵丹妙药来宣扬，甚至为此而丑化西方文化”。我毫不怀疑方先生的学养，但在季老先生的文章中我丝毫看不出“把自己的短处当成拯救世界的灵丹妙药来宣扬，甚至为此而丑化西方文化”，试问方先生是何居心？

　　今年7月底，世界汉语大会召开，会上反映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汉语热，全球学汉语的人数已超过3000万，难道这能说跟中国文化毫无干系吗？语言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载体，是传播文化最有力的工具。当然，汉语热现象的出现跟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综合国力的提升息息相关，世界各地有更多的人知道了中国，并愿意去了解和认识中国。我以为，只要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之间能持续实现良性互动，只要中国文化能够传承，人心能够维系，东方文化的复兴是可以预期的。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