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车票不涨价，是为了表演福利；如果说让几百万民工风餐露宿，目的就是选拔强悍者，卖票就要卖给这种人；如果说节前三礼拜就要不断跟好几个票贩子电话密切联系，说这增添节日气氛；如果说车厢挤得水泄不通，时不时逼疯几个比较脆弱的，还能观看女士敞着门大小便，都是返乡旅途的余兴；如果说与其让几百万人在工厂干活赚钱买高价票，不如让他们站在火车站翘首以待带来的社会效益大；如果说铁路职工也辛苦一年了，得让他们和黄牛党串通挣点压岁钱；如果要这样，我没意见，真没意见。索性搞几趟“免票专列”，让满口仁义道德的兄弟姐妹们玩赏玩赏吧，要我写篇《火车票价还不够低》吗？

　　机票是个好对照。它先订最高价，然后淡季打折，没人有意见了。机票是实名制的，实名制的作用不是保证穷人买得起便宜票，而是保证乘客间不能直接转手机票，从而保证所有收入流入航空公司和旅行社（合法的黄牛党）的手上。在今天美国，航空公司是自由竞争的，没有政府垄断问题，也没有价格管制问题，可机票价格秒秒波动，明明看好的网页，一眨眼就变价，航空公司和旅行社能宰多少就宰多少。他们兼并了黄牛党，他们就是黄牛党，黄牛党的功能还在发挥，这功能合法化了，机票价格能涨就涨，圣诞节是不是谁都回得起家？

　　我只字不提铁路的国家垄断特性。难以相信薛兆丰不知道铁路是国家垄断，难以相信薛兆丰不赞成开放营运业，也难以相信薛兆丰反对铁路私营化。但这些都跟火车票是否应该涨价毫无关系，毫无关系我为什么要谈？我双脚牢牢站在地上，为什么非要我再拄根拐杖？这篇文章发表时，编辑还善意地建议我在文中加一段“民工们辛苦了”。是辛苦，很辛苦，那又怎样？

　　我感兴趣的现象是：在市场没人是傻瓜，没人做错；可一到公共舆论领域，绝大部分人都变得仁义道德起来，变得不可理喻起来。急了谁都会走后门找黄牛，谁的行为都一样，谁都是精明的，谁都不违反经济原则，市场中人是最不蠢的。没哪个想买车票而买不到的人会说：“咱就甭杖着自己多两个臭钱就去找什么黄牛党了，那可不是跟民工兄弟抬杠吗，火车票让咱富人高价买了，穷人咋办，还是把票让给他们吧。”

　　可一旦要发表意见，思维逻辑那是乱啊，调子那是高啊。为什么？为什么同样的人，在市场上的“行”与在人堆里的“言”那么不一致？因为前者自己要负责，后者不需负责；因为前者是照顾自己的利益，后者是照顾自己的形象；前者是“故意的有知”，后者是“故意的无知”，甚至是“故意的放肆”。这是我一向对所谓“民意”很有戒心的原因。

　　让我重复，火车票是个优良范本，能从中学到扎实的经济学思维。任何人，只要不带成见地思考，就能领悟。一旦领悟，将永久改变世界观，并丧失一些友谊。不高深，不需学历，不用操心弹性系数是否小于一。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