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车站派出所警察与站内小偷勾结牟取不义之财的消息，引发全国铁路系统强烈反响。5月24日《重庆商报》报道，重庆市铁路系统正以此为契机开展内部整顿，严查“警匪勾结”，目前尚未发现一例“警匪勾结”案。

　　重庆铁路系统以成都铁警事件为鉴，进行自查自纠的做法，值得赞许；没有发现一例“警匪勾结”案，也值得欣慰。但笔者很想指出的是，成都铁警事件的实质，并不只是落脚于“警匪勾结”这一点上。至少从词义上看，没有勾结，并不意味着警察没有放任，小偷没有“横行”。它显然不是公众关注成都铁警事件的本义。

　　一些警察包庇扒手，涉嫌受贿或滥用公权之所以令人关注，正是因为它们可能危及甚或恶化整个社会的公共安境。因此莫如说，公众对于成都铁警事件的关注，是对于当前在一些地方存在的“火车站现象”的关注，它包括火车站及其周边秩序，像黄牛党、小偷、宰客等现象，当然还包括警察履行社会治安的能力。

　　不必讳言，公众对一些火车站治安秩序诟病已久。成都铁警事件凸显的成都火车站“乱象”，不言而喻。而这种乱象显然并不是存在于成都一地。也就在23日，《南方都市报》以“广州火车站有条抢劫一条街，保安城管见怪不怪”为题，报道了广州火车站的一些由来已久的乱象。而假如检索相关报道，并加上公众各自的火车站经历，我们很容易得出公共治安部门应对此负何责任的拷问。显然在其中，“警匪勾结”只是治安管理不作为、无作为、乱作为的内容之一。如果仅仅局泥于“警匪勾结”，就可能遮蔽公众更为关心的“火车站现象”。

　　所以，就重庆铁路系统的自查自纠来说，我们期待的就不只是有无“警匪勾结”，更包含有对重庆火车站安全环境的追问。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将成都铁警事件定位到“火车站现象”，以及整个社会的公共安全环境之下来考量。如果考虑到成都铁警事件背后存在的体制原因，更应如此。

　　在5月23日《第一财经日报》上，一位成都警方人士指出，由于成都车站派出所隶属于铁路公安机关，与属地公安部门只有业务上的协作关系，没有所属关系，这种体制使得双方的协作在很多时候不牢靠，同时也很不利于社会公众和职能部门对其开展监督。而一个并不离奇的推理就是，当体制存在漏洞的时候，它能导致成都铁警事件，也就可能导致其它地方出现类似事件。

　　对于治理而言，将成都铁警事件放到“火车站现象”的背景之下，无疑更有利于从根本上杜绝此类现象。最为重要的是，假如我们仅仅满足于没有“警匪勾结”，则我们的治理可能不会有太大的突破。而一些地方火车站的乱象存焉已久的现实，也让笔者有理由相信，假如能够真正从治理“火车站现象”入手，我们的收获就可能更多，而不会仅限于一起“警匪勾结”案件。而且也只有如此，才符合公众对于公共安全环境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