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沪记者杨海鹏

　　2000－01－07

　　一个政法机关从事经商牟利活动，卷入利益纷争，影响司法公正的活标本

　　●法院是否放了高利贷？●法院为什么放高利贷？●法院怎样放高利贷？●法院拿什么放高利贷？

　　杭州，老东岳看守所。

　　３７岁的邢映红在此收押已逾１０个月。这是个颇有几分姿色高大丰腴的女人。即使身陷囹圄，也丝毫不减她的傲气。

　　１０个月来，她把秘密埋在肚子里，没有人能从她嘴里掏出半句话。但警方发现了她的数千万元放贷单据，其中２００万元银行汇票出自法院。

　　许多年来，她一手牵着银行，一手牵着企业，银行贷款经过她的手，一变而为年息高达４０％至６０％的高利贷，放给资金紧缺不惜饮鸩止渴的企业。

　　她拥有两间注册资金高达１１００万元的公司。但没有人能说清楚这两间规模不算小的公司，从事过多少正当的商务活动。警方提供的履历中说，大约１０年前她还是月薪不到５０元的女工。

　　这是个胆魄惊人的女人，拥有两间公司后，她开始在“融资”方面大展拳脚。与她相识多年的老板们，也说不清道不明她与杭州金融机构间的关系，别人拉关系走路子办不成，她一句话却可调动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资金。

　　只有曾是她闺中密友的严虹女士能道出其发财秘笈：交男朋友。

　　在警方掌握的证据中，一张发票引起记者的好奇：这是她贷出的一笔２００万元的贷款，出票人是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收票人是浙江德清县东湖房地产开发公司。

　　邢映红是如何调动法院的资金的？是法院的钱被用来放高利贷，还是法院通过邢映红放高利贷？

　　带着疑问，记者进行了调查。法院的２００万元汇票

　　举报这件事的是德清“东湖房产”的老总王锦歧。邢映红曾是他分管财务的副总。王锦歧对记者说：他请邢映红，是因为她跟杭州的银行很熟，“我大概从她手里贷过好几千万，多是临时调个头，折合年息四分到六分。她这个人，有这个本事。但收起利息来不讲情面。”

　　１９９８年３月，“东湖房产”资金紧张，王锦歧便找邢映红想办法。在杭州国际大厦，他和邢会面，邢映红答应为“东湖房产”借款６００万元，月息５％（合年息６０％），借款时间为６天。

　　这笔生意做成了。

　　以后近一年时间，王锦歧对这６００万元借款的来历一直不清楚。直到去年３月，王锦歧辗转听闻邢映红已被警方监视居住，他才到银行翻了翻帐户。“那６００万共由４张汇票组成：一张是建行的２００万，还有笕桥信用社的１５０万，九堡信用社５０万。”“看到最后一张，我吓了一跳，是江干区人民法院的２００万。”

　　虽然文化程度并不高，但王锦歧知道其中的利害：这张支票是法院开具，直接汇入“东湖房产”帐号的，“如果我不还，法院就成了我的债主，这种官司没见过。法院怎么可以拿自己的钱给私人去放高利贷呢？”“我觉得这个女人真是太有办法了。”

　　在此后半年，王锦歧从未敢张扬此事。直到邢氏被宣布逮捕后，他才向杭州拱墅区政法机关及本报举报了此事。

　　记者手中于是有了这张汇票的复印件。

　　经向银行人士问询，从帐号来看，这张汇票出自杭州江城信用社（现杭州商业银行江城支行），帐户是江干区人民法院的，具体帐号为“７６７０２０１１３２２００８”。

　　由于“东湖房产”的还款汇票是给“申泰”（邢映红的公司）的，王锦歧还不知道这笔钱是否已回到法院帐上。蹊跷的诉讼

　　邢映红被捕是因为另一笔借款。

　　邢映红离开“东湖房产”后，进了浙江鼎立集团。“鼎立”当时初入杭州，与金融界不熟，急需银行方面的支持。邢氏遂进入“鼎立”，成为分管财务的副总。

　　此后，“鼎立”老总许宝星忙于在各个工地奔走，后方的邢映红却以他的名义，在公司帐上大规模调进调出资金。三个月后，“鼎立”的内部审计发现“公司有７４０万元不知去向”，留给“鼎立”的只有借条。

　　许宝星说，发现公司帐上有问题，“我们马上连夜对帐，结果是邢映红的两家公司有帐可查的，还欠我们３５０万元。”

　　但令许宝星倍感愤懑的事旋即就发生了。去年１月底，邢映红的两间公司在江干区法院起诉许氏的“鼎立”，要求“鼎立”偿还一笔２００万元的欠款。１月２５日，江干区法院冻结了“鼎立”的银行帐户，保全措施令“鼎立”猝不及防，这笔借款是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底借的，在“诉讼保全”时还未到期。

　　江干区法院下了两份裁定，冻掉了“鼎立”２５０万元。

　　“鼎立”即向拱墅公安局报警，拱墅分局经侦部门于是进行了为期半年的侦查。

　　拱墅分局对邢映红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是在今年２月４日。按照法律，民事诉讼应向刑事诉讼“让道”，即江干区法院应将有关邢映红的案件移送公安局。但江干区法院却不向警方移送，直到７月２０日，才裁定中止审理。

　　此前此后，“鼎立”曾两度要求法院同意在他们提供土地使用权证及房产担保的前提下，解冻其急需的资金，俱被法院拒绝。张世文院长表示，如果把２００万元资金打到江干法院帐上，可以解冻。

　　８月１１日，邢映红以“侵占罪”嫌疑被拱墅区检察院逮捕。被中止的审判程序突然在刑案未结束前又重新起动。

　　１２月３日下午，按法院通知是日开庭审理，但记者前去旁听，却久久未见审判人员的人影。１小时后姗姗来迟的女法官才告知，江干法院想从看守所提邢映红参加诉讼被拒绝。他们原准备第二周在看守所开庭，警方和检察院也未同意。

　　江干区法院为何要执意在刑案未了时审理此案呢？法院与邢映红之间有什么经济往来，她是否还欠着法院的钱未结付？院长说钱是法院的

　　在采访江干区人民法院张世文院长之前，记者向杭州法院系统一些同志了解情况。他们对张氏的印象，是担任院长６年来，干警福利搞得很好。“脑筋很活”。

　　１２月９日，记者到江干区法院采访。

　　在法院办公楼底层的楼梯口，记者看到两块标牌，上书最高人民法院的“八个不准”和中央政法委的“五项禁令”。

　　两块标牌中都有不准从事经商牟利活动的内容。

　　张世文院长称，这张支票是法院的，出借这笔钱，“是帮朋友调调头”，“这笔钱是法院的，出自哪笔帐，我不清楚，是会计操作的。”“我不知道邢映红是放高利贷。法院的钱，两天后，‘申泰’就还了，我们每天收２００元利息，共收了４００元。”为让记者确信，他急电在外办事的来姓女会计拿了对帐簿给记者看。

　　“我和邢映红是朋友，认识有几年了，但关系一般”，“借给她钱，是因为她跟我们法院一位同志关系很要好。”

　　令记者诧异的是，身为法律工作者的张世文居然认为法院的钱放贷到外边，“没有风险”，“我们是执法机关，谁敢欠我们的钱？”

　　“‘鼎立’这个案件，我没有向合议庭下过任何指令。”“他们提供了担保，按照法律确实该解冻。但房产地产兑现困难，我们执行工作在这方面有过教训，扣住现金不放，是个‘土政策’，但很有效。”

　　张世文向记者出示了一份半页纸的草稿，说江干区政法委已派人调查，“这件事是违纪了。但这个情况，哪个机关没有？”“我正准备写份报告，交政法委。”

　　记者无从全面了解邢映红与江干法院及张世文院长关系有多深。张世文说，放贷给她，“我们应该说是绝对放心”。

　　邢映红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让张院长“绝对放心”？

　　现在杭州做生意的严虹女士与邢映红小学中学同班，是形影不离的女伴。

　　１９９３年，严虹夫妻在海南经商，邢映红求严虹给她一些机会，严虹念及旧情，委托邢映红帮助她的“金大公司”买卖房产。

　　这次合作，结果却使这对相交二十余年的小姐妹反目：邢映红伪造了“金大公司”的公章，原本欠严虹的钱，经她妙手涂改帐目，伪造合同，变成严虹欠她４０万元。

　　拿着伪造的借款合同，邢映红向江干区法院起诉。严虹在法庭上多次要求承办人核对印章，但江干区法院对这一要求不予理睬，于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１７日，判决“借款协议”有效，让严虹返还４５万元本息。

　　１９９８年４月，杭州中院二审时，方查明邢氏证据中“金大公司的印章与工商局备案的印鉴章不符”，确认“合同”无效。今年８月，杭州拱墅区警方搜查邢映红的别墅，起获了她伪造的“金大公司”的印鉴。

　　严虹说，邢映红至今尚欠她７０多万元。“江干区法院置明显的法律事实不顾，执意偏袒邢映红，关系可能是一般吗？”法院？投资公司？

　　那笔２００万的钱是从江干区法院借出是确凿无疑，那法院的钱又是从何而来呢？

　　法院的帐目一般有“行政经费”、“诉讼费收入”、“代管费”几大块。“行政”、“诉讼费收入”帐目控制较严；“代管费”所有权属于诉讼参与人，仅由法院暂时保管，轻易动不得，移用这些资金，其性质不仅仅是一般违纪这样轻描淡写。

　　记者猜测，这笔钱可能来自法院的“小金库”。

　　在记者费尽周折仍无法搞清资金来源时，杭州一位商界人士向记者透露，江干区法院曾经参股“四季青服装市场二分场”。这个市场地处江干区四季青乡。

　　与相邻的服装市场相比，“二分场”显得破败异常，一幢大楼２００个摊位，仅有１０余户尚在经营。其余摊贩据说早已撤走，有的摊位被租给别人当作仓库。

　　这个市场是由杭州凌志贸易公司１９９５年开办的。入股的还有“四季青服装市场”和“江干区人民法院”。

　　“四季青服装市场”入股“二分场”主要是出借服务品牌，收取品牌使用费。实际的老板，据摊贩说是“凌志”的何明，“他跟张世文是小兄弟，那时用的车都是法院的警车。后来警车卖给何明，还挂着警灯。”

　　后来几年，这个市场因管理不善，招商不足，场方答应的条件未兑现，摊贩们纷纷要求退摊位还款。他们中许多人曾到江干区法院起诉，但法院一直推诿，不予受理。

　　一个摊贩说：“直到两年后，我才搞清楚，法院是‘二分场’的股东。”“我们怎告？上哪儿告？”

　　通过内部渠道，记者搞到两份“二分场”三股东间的合同。一份签订于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８日。三方俱有签章，张世文代表法院签了字，盖了法院的图章。另一份签于次日，“法院”变成了“杭州江法贸易公司”。张世文未签字，仅有“江法公司”的图章。

　　在两份合同中，丙方（江干区法院和江法贸易公司）的义务是“协助办理有关手续”，其权利为“第一年提取５０万元分利”和“每年按当年租赁费提取５％作为利益。”

　　张世文在电话中承认法院曾收了５０万元的“分利”，“但后来我们退掉了。”他承认，“江法贸易公司”是法院“三产”，“１９９５年就注销了。”

　　记者在杭州市工商局、江干和上城两区工商局俱查不到“江法”的资料，这间公司是否曾注册尚有疑问。

　　至于法院是否已从“二分场”退股，摊贩们都说不清楚。他们怀疑，除合同约定外，江干区法院从“凌志”那里还应得到其他利益。

　　而“鼎立”的许宝星一年来为帐户被冻焦头烂额。“我敢说，法院要冻我的２５０万说是根据邢映红的请求，实际上很可能是为自己讨钱补洞。法院才是原告。”

　　他没有充分证据。

　　但邢氏与法院之间不正常的商务往来，以及法院一年来的种种反常做法，早已使他对江干区法院的执法公正，丧失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