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在十年前被误杀的聂树斌，到“四次死刑四次刀下留人”而至今仍悬而未决的的承德陈国清，再到背负“杀妻”罪名蒙冤入狱达11年后才重获自由的佘祥林，无不令人惊悚。人们感到惊悚不是因为案件本身有多悲惨，而是因为人们能从这些案件中看到“疑罪不敢从无”“法官不愿悔判”之类的潜规则，而这些潜规则完全有可能落在我们任何人的身上。法律是用来保护人民的，当法律由于某些潜规则而让人感到惊悚惧怕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重新意识到，法律中任何的细节都是多么的至关重要。
4月1日上午7时，入狱已11年之久的佘祥林在法警的搀扶下，步履蹒跚地迈出了湖北省京山县沙洋监狱的大门。这是其妻张在玉突然“复活”后的第四天，蒙受“杀妻凶犯”之冤达11年之久的佘祥林也重获人身自由。
被准许取保候审的佘祥林要想最终恢复清白的身份，仍待法院一纸重审判决的宣告。是司法让佘祥林无辜蒙冤，也应该是司法，而且必须由法院为他洗刷冤屈。
我们在期待法律程序还佘祥林以清白的同时，更应在反思中去为并不尽完善的程序拾漏补缺。虽然误判在任何国家、任何司法制度下都不能完全避免，但不断重复的悲剧却已然成为司法难以承受之痛。
在佘祥林案中，我们看到了“疑罪不敢从无”和“法官不愿悔判”等潜规则的存在，理念的冲突是如此活生生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然而严格依据法律程序，佘祥林仍有不少可免于牢狱之灾的机会，却都被一一错过。
其一，是否严格执行了立案管辖。根据刑事诉讼法关于立案管辖的规定，“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应由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然而据媒体披露，佘祥林在经过两次死刑判决后，被发回重审，并最终在1998年6月15日，被京山县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难道京山县法院在未重审时，就认定了这个“故意杀人”的凶嫌不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如果一审就违反了立案管辖的规定，为何相应的监督机制没有启动？
其二，是否严格遵循了证据规则。在我国刑事证据制度中，“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是至为重要的一项指导原则。口供的重要性固需承认，但在证明案件事实上口供的作用却应该被弱化。立法已经在推动从以“人证”为主的证明方式向以“物证”为主的证明方式转变。对于被告人的口供，最高司法机关一直要求慎重使用。刑诉法上亦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在佘祥林案中，除了佘祥林的口供，是否还有其他证据，如有，又如实证实与凶案存在关联。这些证据又是如何成为了定案的根据？
其三、是否严格遵循了判决公开。审判公开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只有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涉及国家机密或个人隐私的案件是审判公开原则的例外。但对于判决而言，则是“一律公开”。从现有的报道可以看出，京山县法院当年的判决明显证据不足，这在判决中有无体现？该判决当年有无公开？公开的程序、范围如何？对于一个明显证据不足的判决，法律监督机关和公众有无提出质疑？事实上，佘祥林及其家属一直在申诉，显然，这些历经千辛万苦的申诉远未得到司法机关的认真对待。
佘祥林的悲剧提醒我们，司法程序的细节，对于被告人的命运至关重要，要想避免佘祥林悲剧重演，我们首要解决的，就是对立法具体而微的诉讼程序的坚守。
（ 责任编辑：周克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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