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树斌案”之后，媒体、法律界一致呼吁将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以将死刑判决和死刑核准分开，这一点已是共识；但是落实起来，却面临着一个现实的困难：最高法院人手不够。

　　有人建议：为了维护“程序正义”，死刑核准权的收回刻不容缓，人手不够的话，可以由全国各个高级法院暂时“援助”一个人。

　　我以为，解决人手不够的问题，还有两个办法：一、尽量少杀人；二、杀得慢一点。

　　2002年，全美国只有71例死刑执行案，2003年为65例，2004年则为59例。如果每年也只需核准几十例死刑，我相信我们最高法院的人手大概还是忙得过来的。

　　核准死刑这种事情，大可不必追求高效率。案件棘手，人手又不够的话，查上个十年二十年，最高法院也没有失职之嫌。美国监狱里关了几千名死刑犯，有的案件已经审了几十年也还没有最后核准。对于无辜者来说，拖得越久，就越有利于其获得证明自己无罪的(有时是偶然出现的)证据。像聂树斌，如果拖上个十年，今天就可以出狱了。

　　但是，这样一来，本来应该被处决的真凶，岂不是占便宜多活了很多年？而且，死刑除了是一种惩罚之外，也是对其他罪犯的一种威慑。杀得少、杀得慢了，是不是威慑力就降低了，罪犯就会放心大胆地犯起罪来呢？

　　我没有坐过牢，不知道多坐十年牢是不是比挨一颗子弹更舒服。根据十八世纪呼吁废除死刑的意大利人贝卡里亚的经验，就残酷程度来说，终身苦役是超过了死刑的，威慑力也更长久。

　　当然，除了惩罚、威慑，死刑还有一个基本的功能：即“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1953年，针对那些怀疑死刑威慑力的人，英国高等法院法官丹宁(他后来一直担任这一职务，前后长达38年)直接撇开这个问题，观点锐利地提出：任何处罚，最终的理由不在于它是一种威慑力，而在于它是公众对于犯罪的一种有力的指责；对于杀人犯进行的最有力的指责，就是将他处死。

　　但是，丹宁法官却很快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因为，他对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绞死一个人，这是否正确？”思考之后，丹宁的回答是：“不，在一个文明社会中是不正确的。”(尽管丹宁也承认，当他看到最卑鄙的谋杀时，他仍然像他的许多同胞一样，本能地感到“应该把罪犯绞死”。)

　　如果因为国情的缘故，我们不得不尊重民众的这种本能，或者在富有争议的死刑威慑力问题上，倾向于相信其具有最大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顺应时代潮流，进一步修正我们的死刑观念。

　　有位中国法律专家在研究了美国的死刑制度之后，嘲笑美国的死刑不过是一只“纸老虎”：一遇到死刑，全国上下没有人动真格的；罪犯可以进行无休止地上诉，法官往往心慈手软；尤其过分的是，印第安纳州有一个案子，仅抄录誊写审理记录就用了两年时间。最后，该专家鄙夷地说：“人们免不了要问：美国死刑，何时成真虎？”

　　我们的死刑自然是真正的老虎，遇到死刑大案，人人动真格的；本应互相监督的部门，齐心协力，效率奇高；甚至为了体现虎威，刑讯逼供有时也在所不惜(据说聂树斌就是这样被屈打成招的)。

　　法律追求的是公正，一味心慈手软固然不好；但是尊重同类的生命、不汲汲于杀人、不能不说是现代文明人的一个共识。

　　所以，对于引出“聂案”的“真凶”王书金，事关人命，也不应该杀得太快；6起强奸杀人案，没有任何理由过快地结案、审判、核准、杀掉。

　　“聂树斌案”如果仅仅促成了死刑核准权的收回，而不能在更深的层面上，促进我们死刑观念的进化、死刑制度的转型，它就绝不会像“孙志刚案”导致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那样成为真正里程碑式的案例。

　　最近的报道是：3月25日，甘肃又处决了“一批”，仔细数了数，有15人之多，罪名分别是组织卖淫、杀人、抢劫、强奸等。仅在此条新闻“链接”的十来条新闻里，今年以来，各地就处决了41人。

（ 责任编辑：柳剑诏 ）